金属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冰冷的声响在走廊里回荡，杨娜的肩膀控制不住地瑟缩了一下。女警察的脚步声沉稳有力，黑色皮鞋踩在抛光的水泥地面上，每一步都像敲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审讯室的灯光格外刺眼，惨白的光线从头顶直射下来，将她的影子压缩成墙角一团模糊的黑块，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旧纸张混合的、令人窒息的味道。
“坐下。”女警察拉开桌对面的椅子，声音没有丝毫温度。她将一个棕色档案袋放在桌上，拉链拉开的瞬间，露出里面一叠厚厚的材料——那是关于柏延琪被霸凌案的调查记录。杨娜双手交握放在膝上，指尖冰凉，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痛。她低着头，视线落在自己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裤脚，不敢去看女警察那双锐利的眼睛。
沉默在审讯室里蔓延，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空旷中格外清晰。不知过了多久，杨娜突然抬起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警察，我有事情想交代。”
女警察握着笔的手顿了顿，抬眸看向她，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平静：“什么事。”她将笔帽取下，笔尖落在笔录纸上，等待着下文。
“是我带头霸凌柏延琪。”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杨娜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肩膀垮了下来，眼眶却控制不住地泛红。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之前所有的谎言都将被戳破，意味着她必须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女警察的笔尖在纸上停顿了一秒，随即继续滑动，她抬眼追问：“之前你还一口咬定是白菲婷带头。”语气里带着一丝质疑，毕竟在之前的三次询问中，杨娜都坚称自己只是“跟着白菲婷做事”，所有的霸凌计划都是白菲婷策划的，她不过是“被胁迫的参与者”。
杨娜苦笑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声音低了下去：“人嘛，犯错误的时候总要为自己辩解一下，逃避一下责任。”
“警察同志，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翻柏延琪的日记，里面应该有我们相处的细节。”杨娜急忙补充道，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记得柏延琪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放学后都会躲在教室里写一会儿，那时她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柏延琪还会把日记里有趣的片段读给她听。后来霸凌开始后，她曾看到柏延琪在日记里写下“为什么杨娜会变成这样”，那一刻，她的心脏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女警察将“柏延琪日记”几个字在笔录上重点圈出，然后抬眼示意她继续说。
“她有了新朋友就抛弃了我，我怀恨在心，就带头霸凌她。”杨娜的声音带着一丝委屈，更多的却是愧疚。她想起高一那年，她和柏延琪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分享小秘密。可自从柏延琪和转学生林晓成为朋友后，一切都变了。柏延琪开始和林晓一起讨论学习，一起参加社团活动，渐渐忽略了她。那时的她不懂如何处理友情里的落差，只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嫉妒像藤蔓一样在心里疯长，最终扭曲成了恶意。
她开始故意在背后说柏延琪的坏话，散播她“装清高”“看不起人”的谣言；在柏延琪的课本上乱涂乱画，把她的作业本藏起来；甚至在放学路上堵住她，抢走她的零花钱，推搡着让她“给大家道歉”。每次看到柏延琪害怕得发抖的样子，她心里都会涌起一丝病态的满足，可过后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警察同志，一切都是我的错，与白菲婷无关。”杨娜深吸一口气，语气坚定地说。
女警察点了点头，正准备继续追问霸凌的具体细节——比如第一次霸凌的时间、参与的人数、是否有肢体冲突等，门口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警服、肩上扛着两杠三星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是刑侦大队的队长，比负责询问的女警察职位高出两级。
“小周，先停一下，这个案子我来接手。”队长的声音严肃，眼神却在不经意间扫了杨娜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
女警察皱起眉头，放下笔站起身：“队长，我正在询问关键信息，杨娜刚刚承认是她带头霸凌，还提供了新的证据线索……”她话还没说完，就被队长打断了。
“不用了，后续的询问工作交给其他人。”队长走到桌前，拿起那份笔录看了几眼，然后对杨娜说，“你先跟我出来一下，有些事情需要核实。”
杨娜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跟着队长走出审讯室，走廊里光线昏暗，队长在一个拐角处停下，压低声音对她说：“杨娜，有些话我只说一遍。你之前的证词很清楚，是白菲婷带头霸凌，你最好改一下口供，否则对你没有好处。”
杨娜愣住了，她看着队长脸上严肃的表情，瞬间明白了——白菲婷已经找人疏通了警局里的关系。白菲婷的爸爸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人脉广、资源多，想要在警局里打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她突然觉得无比绝望，自己刚刚鼓起勇气想要坦白一切，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权力干预泼了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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