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郑勤跃大刀阔斧地整顿公司时，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马悦，正在上演着另一出截然不同的戏码。
自从在背后捅了郑勤跃这一刀，马悦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苦情女主角”。她不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郑太太，而是一个被丈夫冷落、被公司元老排挤、满腹委屈与不甘的可怜人。
她找到了方敏，那个由万先生派来的“审计师”，在几次看似不经意的下午茶中，她声泪俱下地倾诉着自己的“遭遇”。她说郑勤跃创业成功后就变了心，不信任她，还听信外人（指李婉晴）的谗言，要把她从公司里赶走。她甚至暗示，郑勤跃在公司财务上有些“不干净”的操作，她也是身不由己。
同样的说辞，她还用在了万先生投资圈里的其他几个老板夫人身上。她利用这些贵妇们的同情心和八卦欲，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商业帝国里毫无话语权、战战兢兢的悲情正室。这些故事，像一颗颗投入池塘的石子，很快就荡漾开一圈圈关于郑勤跃“夫妻不和”、“家庭冷暴力”的涟漪。
但马悦没有只停留在口舌之上。她比谁都清楚，诉苦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只有握在手里的权力和金钱才能。她想起了过去这一年多，郑勤跃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参加的各种商业伙伴聚会、项目交流会。那时，她作为“郑太太”，总是优雅地陪在身边，以她亲切和蔼的姿态，要来了不少人的联系方式。
现在，这些联系方式成了她另起炉灶的资本。她开始默默地、逐个地联系这些人。她本就渴望过人上人的生活，所以她抓住每一个能彰显自己“独立女性”身份的机会。
**在这些电话和会面中，她败坏郑勤跃的手段，远不止抱怨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功劳窃取”运动。**
她会用一种带着“过来人”沧桑感的语气，对那些商业伙伴说：“我们家老郑啊，人老实，技术是好，但就是太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当初公司刚起步，要不是我娘家托关系帮他接了第一个项目，他连启动资金都凑不齐。”
说到这里，她会恰到好处地叹一口气，仿佛在回忆那段“艰辛”的岁月。
“还有那个后来成为爆款的产品，其实点子是我出的。我当时跟他说，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他还不信，非要去搞那个老掉牙的东西。最后还是我把他骂了一顿，他才改的。结果呢？成功了，他在外面接受采访，就只字不提我。”
她甚至能编造出具体的细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俩为了一个logo的颜色吵到半夜。我说用金色，显得高端，他非要用蓝色，说什么科技感。最后拗不过我，还是用了金色，现在市场反馈多好？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一点审美都没有？”
这些谎言，她编织得天衣无缝，细节丰富，情绪饱满。她说得多了，连自己都快要信了，仿佛她真的才是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幕后军师，而郑勤跃，不过是她推到台前的一个木偶。
然而，在夜深人静时，强烈的空虚和心虚会将她吞噬。她害怕遇见郑勤跃，怕他那双能洞悉一切的眼睛。
**这份恐惧，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郑勤跃并没有直接向她索要账簿，而是让她的心腹史恩恩去整理。但郑勤跃忘了，史恩恩对他，几乎是透明的。** 电话一挂，史恩恩就立刻把“郑总突然要查所有账簿”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悦。
“查账？”马悦听到这两个字，心“咯噔”一下，瞬间凉了半截。她比谁都清楚那些账簿里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猫腻。她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内部检查，这是要秋后算账的信号。
从那一刻起，她就怕郑勤跃顺着那些不合理的报销单据，一路查到她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真相。所以，她一直用各种借口拖延，不敢跟郑勤跃正面接触。
当史恩恩哭着打电话给她，说自己被郑勤跃无情开除时，马悦的恐慌达到了顶点。她知道，这把火，马上就要烧到自己头上了。她选择了最懦弱也最自保的方式——错峰相见。
整个国庆假期，她都以“陪孩子”为名，带着大女儿宝宝住在了娘家。但她还是冒险回去了两次，美其名曰“看孩子”，实际上是去刺探军情。她仔细观察郑勤跃父母对她的态度，如果二老还像以前一样热情，说明郑勤跃还没跟父母摊牌；如果态度冷淡，那她就要立刻启动B计划，想好如何在第一时间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总而言之，马悦精得很。她像一个狡猾的狐狸，永远在为自己铺好后路。她可以承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可以承受流言蜚语，但她绝不会让自己受到一丝一毫实质性的伤害。
她躲在安全的壳里，一边编织着受害者和功臣的矛盾人设，一边冷眼旁观着郑勤跃的挣扎，盘算着如何在这场夫妻对决中，成为那个唯一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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