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苏清风就起来了。
他轻手轻脚下炕，没惊着王秀珍。
穿好衣裳，出了屋，院子里还黑着，只有东边天际泛起一线鱼肚白。
他去后院把马车套好。
红枣马早就醒了，看见他来，打了个响鼻，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胳膊。
苏清风摸了摸它的脸，把缰绳套上，又把车辕架好。
王秀珍从屋里出来，手里提着个布包。
“干粮带着。”她把布包放进车里，“路上吃。”
苏清风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又递过来一个小布包，沉甸甸的，“钱和票都在里头。面粉、鸡蛋、鸡崽子，该买啥买啥。”
苏清风接过来，掂了掂。
“知道了。”
他坐上马车，一抖缰绳。
红枣迈开步子，马车咕噜噜出了院门。
王秀珍站在院门口，看着马车走远。
晨光里，她的身影小小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苏清风回头看了一眼，挥了挥手。
她也挥了挥手。
马车上了路，往毛花岭公社方向去。
马车在土路上颠簸着，车轱辘碾过坑洼的地方，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红枣马走得稳当，不紧不慢的，蹄子敲在路面上，嘚嘚嘚的，很有节奏。
苏清风坐在车辕上，手里攥着缰绳，看着两边的庄稼地。
八月底的长白山脚下，正是庄稼长得最好的时候。
苞米一人多高了，油绿油绿的，顶上吐出红缨；高粱也红了穗子，沉甸甸的，风一吹，哗啦啦响；谷子弯下了腰，黄豆秧上挂满了毛茸茸的豆荚。
再过一个月，就该收秋了。
走了三个小时，远远地就看见毛花岭公社那片灰扑扑的房子了。
公社还是老样子。
供销社的红砖房，邮局的灰砖楼，公社大院的旗杆，卫生院那排平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街上人来人往，有挑着担子卖菜的，有推着小车送货的，有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有背着孩子的妇女。
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还有公社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混成一片，热闹得很。
苏清风把马车赶到供销社门口，停下来。
供销社是栋红砖房，年头不少了，砖面有些发黑，可看着还结实。
门是两扇对开的绿漆木门，油漆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
门两边各有一个玻璃柜台，里头摆着些日用杂货，搪瓷盆、暖水瓶、肥皂、火柴之类的。
门口的石阶被踩得光滑，中间都凹下去一块。
门口排着几个人。
一个老太太拎着个竹篮子，篮子里空空的；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孩子哭得哇哇的；还有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那儿抽烟说话。
苏清风跳下车，把马拴在门口的拴马桩上。
拴马桩是根水泥柱子，上头有个铁环，正好套缰绳。
红枣打了个响鼻，低头在地上找草吃。
他拎着布包，推开那扇绿漆木门，走进去。
供销社里头比外头看着宽敞。
一排排玻璃柜台，把屋子隔成几溜。
柜台后头是一排排货架子，架子上摆满了东西。
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煤油的味儿，布匹的味儿，肥皂的味儿，点心的甜味儿，还有一股子说不清的、供销社特有的味道，闻着就让人踏实。
卖粮食的柜台在里头靠墙的位置。
苏清风走过去，站在柜台前头等着。
柜台后头站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四十来岁，圆脸盘，烫着卷发，系着条白围裙。
她手里拿着个鸡毛掸子，正在掸柜台上的灰。
鸡毛掸子一上一下的，灰扬起来，在阳光里飘。
她看见苏清风过来，放下鸡毛掸子，脸上露出笑模样。
“同志，买点儿啥？”
苏清风把布包放在柜台上。
“白面有吗？”
“有。”胖妇女转过身，指了指后头的货架子，“标准粉，一斤两毛一。要多少？”
苏清风想了想。
王秀珍说要买几斤，可没说具体数。
家里现在有钱了，多买点存着也好。
“来十斤。”
胖妇女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十斤白面，不是小数目。
一般人家过年才舍得买这么多，平时都是苞米面掺着吃。
这人一张嘴就是十斤，看着也不像干部，倒像个庄稼人。
“十斤？”她又问了一遍，怕自己听错了。
“十斤。”
胖妇女脸上有了笑模样，笑得更开了。
大主顾，谁不喜欢？
她转身从后头搬出一个面袋子，放到柜台上的大秤上。
那秤是杆老式盘秤，铜盘黑乎乎的，秤杆磨得光滑。
她把面袋子放上去，拨了拨秤砣，又添了点，再拨了拨。
“十斤二两，”她说，“算你十斤，那二两饶你。”
苏清风点点头。
这胖妇女倒是会做人。
他从布包里掏出钱和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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