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边患的捷报，如同在沉闷的朝堂投下了一块巨石。咸熙帝的嘉奖旨意言辞恳切，对陆铮及川陕将士的褒奖毫不吝啬。
然而，这胜利的余韵尚未散去，另一道来自汉中的奏疏，便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递到了皇帝的御案前。
奏疏是陆铮亲笔所书。在例行汇报了甘肃战事细节及善后事宜后，笔锋陡然一转：
“……臣观辽东之势，自去岁皇太极败退，其内部整合未毕，士气受挫，兼以粮秣不继，实乃数年未有之虚弱。
此正陛下中兴大明、恢复旧疆之天赐良机也！臣虽愚钝，愿效仿徐达、常遇春之故事，提川陕甘之锐旅，东出榆关，克复辽沈，犁庭扫穴，以绝后患！
恳请陛下圣断，早定北伐之策，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这道奏疏，如同一道惊雷，在平静的紫禁城炸响。
汉中，总督府书房。
烛火下，陆铮的神色平静，但眼底深处跳跃着一簇不易察觉的火光。史可法坐在他对面，眉宇间却带着深深的忧虑。
“大将军，此举……是否过于急切？”史可法斟酌着词句，“去岁之战，我军虽胜，亦损耗不小，钱粮消耗巨大。
如今川陕根基初稳，正宜深耕细作，积蓄力量。此时贸然提大军远征辽东，倾巢而出，若有不测，则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且朝中诸公，乃至陛下……”
陆铮抬手，止住了史可法后续的话。他如何不知其中的风险？但他有必须提出此议的理由。
“宪之，你所言，皆老成谋国之见。”陆铮的声音沉稳，“但有些机会，稍纵即逝。皇太极非庸主，去岁之败，他必引以为耻，全力恢复。待其内部理顺，元气恢复，届时再想图之，难矣！”
陆铮站起身，走到舆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辽东的位置：“此战，并非全然冒险。其一，我军新胜，士气正旺，火器装备亦远胜往昔。
其二，皇太极新败，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蒙古诸部、朝鲜，乃至其麾下汉军，未必没有可乘之机。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看向史可法：“我们需要一场更大的胜利，一场足以彻底改变天下格局的胜利，来堵住所有质疑者的嘴，来打破所有的掣肘与封锁！
也要用这场胜利，告诉天下人，我陆铮，我川陕军，不仅能守，更能攻！能收复河山！”
他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思未曾明言：唯有持续不断的对外军事胜利，才能最大程度地合理化他不断膨胀的权势和军队，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与中枢的更激烈博弈，积累无可辩驳的政治资本和民意基础。这是一步险棋，但若成功，回报亦是无比丰厚。
北京，紫禁城。
咸熙帝将陆铮的奏疏反复看了数遍，脸色变幻不定。他既为陆铮所描绘的“克复辽沈”前景而心潮澎湃，那是他登基以来梦寐以求的功业！
但更深沉的恐惧随之而来：若陆铮真能一举收复辽东，其功绩将彪炳史册，其兵威将震慑天下，届时，他这个皇帝，又将置于何地？功高震主，已不足以形容！
御前会议上，争论异常激烈。
兵部尚书王洽、首辅李标等务实派，虽然认为风险巨大，但也承认机会难得，主张谨慎支持，至少不能让陆铮寒心，可命其“详加筹划，伺机而动”，并协调蓟辽、宣大兵马予以策应。
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清流及与江南利益攸关的官员，则激烈反对。他们高举“劳师远征，耗费国帑”、“孤军深入，风险难测”、“恐重蹈萨尔浒覆辙”等理由，更有人隐晦提及“恐养虎为患，尾大不掉”，直指陆铮有借北伐之名，行扩张之实的嫌疑。
“陛下！”钱谦益慷慨陈词，“陆铮虽有小胜，然建奴根基犹在，岂可轻言犁庭扫穴？万一有失，则北方屏障顿失，京师震动，国本动摇！
此绝非儿戏！当令其安守川陕，巩固边防，方为万全之策！”
咸熙帝听着下方的争吵，心中天人交战。理智告诉他，钱谦益等人的担忧不无道理，陆铮的权势确实需要制衡。
但内心深处，那份渴望成为中兴之主的雄心，又让他对收复辽东难以抗拒。
最终，在数日的煎熬与权衡后，咸熙帝做出了决定。他下了一道措辞极其讲究的旨意：
旨意中，首先大力褒奖了陆铮的“忠勇奋发”和“为国纾难”之心，肯定了其提议的战略价值。
随即，笔锋一转，强调“辽东之事，关系甚大，需从长计议”，“朝廷粮秣转运艰难，恐难支撑大军长期远征”，建议陆铮“暂且秣马厉兵，广积粮饷，以待天时”。
最后，旨意要求陆铮“将北伐方略，详细条陈，交由兵部审议”，并“加强与蓟辽总督杨岳之联络，共商防务”。
这道旨意，看似支持，实则拖延。它既没有明确拒绝陆铮，也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授权和支援，反而将决策过程拉入了复杂的官僚审议和与杨岳的协调之中，充满了制衡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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