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自己（终章）
东莞的冬天少有刺骨的寒，但湿冷的空气依旧能钻进骨头缝里。王媚坐在“老李缝纫”铺子温暖的灯光下，指尖捻着一根细滑的丝线，正专注地为一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锁着精致的盘扣。那“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暂时停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细腻、更需耐心的静谧。铺子里弥漫着新布料特有的浆味和老熨斗熨烫棉布时散发的、令人心安的焦糊气。
门帘被掀开，带进一股冷风和浓重的汗味。一个穿着沾满白灰工装、冻得鼻头通红的年轻工人探头进来，手里拎着一条裤脚被钢筋勾破一个大口子的牛仔裤，腼腆地问：“王姐……还能补吗？明早还要穿。”
王媚抬起头，脸上带着温煦的笑意，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放那儿吧，一会儿给你弄。线钱看着给就成。”工人连声道谢，放下裤子，从兜里掏出两个钢镚放在旁边的小铁盒里，又匆匆钻进寒风中。
老李推了推老花镜，看着王媚手下渐渐成型的盘扣，又看看那个塞了几个硬币的铁盒，浑浊的眼里满是欣慰：“小王，你这手艺，快把李伯这老家伙比下去喽。现在街坊都认你‘王师傅’了。”
王媚抿嘴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手上的动作更稳了些。是的，她是“王师傅”了。不再是电子厂流水线上那个沉默的质检女工，也不再是那个被婚介所和相亲对象挑拣的“剩女”。她的价值，在一针一线间，在工友感激的笑容里，在这小小的、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里，被重新定义，稳稳扎根。
关于她和王海平的事，像工地上扬起的尘土，不经意间就传开了。王海平家是北方农村的，他是独子，父母守着几亩薄田，最大的心病就是这个年近四十还在外漂泊、没成家的儿子。当王海平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了他和王媚的事，电话那头先是长久的沉默，接着便是老母亲带着哭腔的、连珠炮似的追问，最后是父亲沙哑却斩钉截铁的一句：“办！赶紧办！家里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办！”
王海平把家里的意思转达给王媚时，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我爹娘……高兴坏了。说……说彩礼按老家规矩，该有的都有，不能委屈你。房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王媚这间狭小却收拾得干净整齐的出租屋，“咱不回去买了。东莞……就挺好。房价正好跌了点，咱……咱在城郊看看？离你铺子和我工地都近便些。”
王媚的心被一种巨大的暖流包裹着。那是一种被珍视、被期待、被一个家庭郑重接纳的暖意，与她曾经在“红玫瑰”感受到的虚假热情、在林先生那里体会到的冰冷评估，截然不同。她轻轻点了点头：“好。听你的。”
订婚宴定在腊月里，就在当初王媚狼狈逃离王海平“两千块家用”提议的那个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特意用红塑料布把油腻的招牌裹了一圈，门口还挂了两个褪色的红灯笼，增添了几分喜气。三张圆桌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坐满了人：王海平风尘仆仆从老家赶来的父母，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神却亮得惊人；王媚的父母，父亲拄着拐杖，母亲搀扶着他，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嫁女的复杂心绪；剩下的全是工友——王海平工地上那些晒得黝黑、嗓门洪亮的汉子，陈芳和她老公，还有几个王媚在电子厂要好的姐妹。
空气里混合着油烟、饭菜香、劣质白酒的冲味儿，还有工友们身上洗不掉的汗味和尘土气。没有旋转餐厅的水晶吊灯，没有悠扬的爵士乐，只有大功率抽油烟机的轰鸣和工友们划拳行令的喧闹，震得塑料桌布都在微微颤抖。
王海平的父亲，一个和王海平一样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子，在众人的起哄声中，颤巍巍地站起来。他从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盒子，郑重地推到王媚面前。红布解开，里面是一个崭新的、印着“囍”字的硬纸盒。打开盒子，红丝绒衬布上，躺着三件金器：一条沉甸甸的光面项链，一副同样厚实的耳环，一枚雕刻着牡丹花的戒指。金子在白炽灯下反射着朴实而厚重的光芒。旁边，还有厚厚一沓用红绸带扎好的百元钞票。
“媚儿……”王海平的父亲声音有些哽咽，带着浓重的乡音，“海平这孩子……实诚，不会说话。这‘三金’，还有这十八万八的彩礼，是我和他娘攒了大半辈子的心意。不多，你别嫌弃……往后，你就是我们老王家的人了！”老人粗糙的大手抹了抹眼角。
十八万八！这个数字像一颗投入滚油的水珠，瞬间在小小的空间里炸开了锅。工友们发出“嚯！”的惊叹声。王媚的父母也惊呆了，他们从未想过女儿能收到这样一份“重礼”。王媚看着那沉甸甸的金子和厚厚一摞钞票，再看看王海平父母身上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棉袄，只觉得眼眶发热，喉咙发紧。这不是买卖，这是倾尽所有的托付和认可。
王海平站在她身边，黝黑的脸上也带着罕见的红晕，他笨拙地拿起那枚金戒指，想要给王媚戴上。戒指圈口有点小，卡在关节处。王媚看着他急得额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自己伸出手指，微微用力，将戒指推了进去。尺寸刚刚好。她抬起头，对上王海平如释重负又满含喜悦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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