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隆重封赏和御书房的单独召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巨石，瞬间在帝都掀起了滔天巨浪。
林砚的名字，连同他封印邪神、获封太子少师、文安伯的事迹，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天启城的每一个角落，真正达到了“名动京华，天下皆知”的程度。
荣耀加身，带来的不仅是光环，更是纷至沓来的关注与暗流。
接下来的几日，林砚下榻的、由朝廷安排的一座颇为雅致宽敞的府邸，毗邻太傅府的“文安伯府”门前，可谓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前来道贺的、拜访的、攀交情的、探听虚实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各部重臣，下至文人墨客、商贾名流，乃至一些背景神秘的势力代表，都递上了拜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喧嚣，林砚深感头疼，他本性不喜应酬，更厌恶官场上的虚与委蛇。
但深知身处漩涡中心，一味回避并非良策，反而可能得罪人，落个恃才傲物的名声。
在与太傅云逸和墨渊大师商议后，他定下了应对之策：谦逊低调，谨言慎行，礼数周全，但不深交，不承诺，不结党。 对于一般的拜访，由府中管事和皇帝指派给他的几名得力下人（实则有监视和保护之意）出面接待，送上回礼，他本人则以“身体不适，需静养悟道”为由，婉拒大部分见面。对于实在推脱不掉的重要人物，如几位皇室亲王、内阁元老、军方大佬等，则简短会见，言语间将功劳归于皇帝英明、团队协作，自己只是侥幸，并表达一心向学、致力于文教事业的志向，绝口不提云梦细节及敏感话题。
这番作态，虽让一些想套近乎的人失望，却也赢得了不少务实派官员的赞赏，认为他少年得志却不轻狂，懂得韬光养晦，是真正的栋梁之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荣耀的背后，是无数双审视、嫉妒乃至敌视的眼睛。
朝堂之上，并非铁板一块。
以镇国公为首的军方激进派，对林砚以文官身份获封伯爵、尤其是获赐丹书铁券（这通常是赏赐给有擎天保驾之功的勋贵）颇有微词，认为赏赐过厚，恐使文官气焰过盛，不利于朝局平衡。
他们在朝会和一些非正式场合，或明或暗地提出，林砚之功虽大，但终究是“奇功”，非治国安邦的“正功”，陛下隆恩已极，当适可而止，并应督促其将精力放在实实在在的文教事务上，而非整日谈玄论道。
一些传统的、思想保守的文官集团，则对林砚所倡导的“新文道”心存疑虑，认为其学说夹杂“异端”，过于强调“心性”“气魄”，有架空经典、动摇儒学正统根基的危险。
他们联合一些理学大儒，在学术场合对林砚的理论提出质疑，虽然不敢直接否定其功绩，但在学理上寸步不让，试图将“文气”之说限制在“修身养性”的范畴内，反对其与武道、政事过度结合。
更有一股潜藏的暗流，来自某些与上古隐秘或邪教可能有关的势力。
林砚能感觉到，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带着阴冷气息的窥探，始终围绕在文安伯府周围。
太傅云逸也暗中提醒他，需提防“蚀魂之眼”残余势力或朝中与之有勾结者的报复。
面对这些明枪暗箭，林砚始终保持冷静。
对于军方的质疑，他通过太傅向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详细阐述了“文武合一、相辅相成”的理念，强调强大的武力需有崇高的武德和明智的战略指引，而文教的兴盛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并表示愿与军方合作，探讨将文道中凝聚意志、洞察先机等方法应用于军中，提升士气与战术素养，以此化解敌意，争取支持。
对于学术上的争论，他并未直接参与口水战，而是通过星辉学院和文渊阁的渠道，陆续发表了几篇理论更加系统、论证更加严谨的学术文章，如《论“文气”与经典义理之契合》、《文武之道与帝国兴衰考》等，以扎实的学问和开放的姿态进行回应，吸引了大量中下层官员和年轻学子的认同。
对于潜在的威胁，他则提高警惕，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府中静修或前往有重兵保护的皇家科学院、文华阁等地，与墨渊大师、沐晚晴院长等人研究云梦带回的资料，极少单独外出。
在这一片纷扰中，林砚并未忘记自己的根本目标——推动文道发展。
在获得皇帝首肯和太傅、墨渊大师的支持后，他正式开始着手两件大事：
第一，整合资源，扩大“文道研修院”的规模和影响力。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太子的支持，将原本隶属于星辉学院的文道研修院，升级为直属于文华阁的“帝国文道总院”，自任院长（虚职，由墨渊大师实际负责日常），聘请了一批志同道合、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教授，面向全国招收有天赋的学子。
他亲自制定了更加系统的课程体系，将文气修炼、经典研读、史地博物、武道基础、灵纹常识等融为一体，强调“经世致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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