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河村的暮色总来得沉实，檐角的炊烟裹着饭香漫过土坯墙时，李永年家炕桌上的两盏粗瓷酒碗已经添过三回。煤油灯的光晕在墙面上晃，把老村长满是皱纹的脸染得发红，他捏着酒碗的指节泛白，指腹上还沾着白天修水渠蹭的泥，混着酒液在碗沿积了圈浊痕。
“咳、咳咳……”猛地一阵咳嗽撞碎了屋里的安静，李永年弯着腰，胸口起伏得厉害，像是要把肺里的浊气都咳出来。高羽刚夹起一筷子炒鸡蛋，见状赶紧放下筷子，伸手去够炕边的搪瓷缸：“老村长，慢点儿喝，先润润嗓子。”
可李永年没接那缸温水。他扶着炕沿，枯瘦的腿在炕沿上磕了下，发出沉闷的声响，而后颤巍巍地站直了。昏黄的灯光里，他盯着高羽的眼神亮得惊人，像是藏着两簇小火苗，那目光扫过高羽的脸，又落回他沾着泥土的鞋尖，来来回回好几遍，才忽然往后退了半步。
“老村长？”高羽心里咯噔一下，刚要起身，就见李永年腰杆一弯，扎扎实实对着他鞠了个躬。
那鞠躬的动作慢得很，脊梁骨弯下去时，能看见他洗得发白的褂子后襟绷得紧，连带着脖颈处松弛的皮肤都皱成了褶。高羽慌得赶紧上前，双手攥住他的胳膊——掌心触到的是老树皮似的粗糙，凸起的骨节硌得人发疼，“您这是干啥！快起来，折煞我了！”
李永年没起来。他直起身，又弯下去，第二个鞠躬比第一个更沉，额头几乎要碰到高羽的手背。“俺、俺得给你鞠这个躬！”他的声音裹着酒气，还带着点发颤的沙哑，“高羽娃，你知道不？为了村里这自来水，俺跑了三年！”
高羽扶着他坐到炕沿上，才发现老村长的眼眶红了，浑浊的眼泪在眼角打转，却硬撑着没掉下来。“头一年去镇上，水利站的人说‘村里没指标’，俺在办公室外蹲了三天，冻得膝盖生疼，也没蹲出个准信；第二年去县里，人家让俺‘等通知’，俺每月都去问，最后人家烦了，说‘秀河村穷，先顾着富裕村’……”
他说着，抬手抹了把脸，把眼泪和酒渍一起蹭在袖口上：“你小时候喝的那口老井水，现在还浑着呢！天旱的时候，村里老人得凌晨三点去排队挑水，桶底都沉着泥。俺这个村长，当得窝囊啊！可你一回来，没说二话就找了施工队，又垫了钱，这才半个月，水管子都铺到村西头的老槐树下了……”
高羽听着，指尖也热了。他想起十七岁那年，自己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村口哭——家里穷，凑不出学费，是李永年挨家挨户敲门，张婶塞了一篮子还带着温气的鸡蛋，李大叔把藏在床板下的五十块钱揉得皱巴巴的递过来，就连平时最抠门的王大爷，都把卖废品攒的二十块钱塞到他手里。那天李永年送他去县城火车站，半路下了暴雨，老村长把唯一的雨衣裹在他身上，自己淋得像落汤鸡，回来就发了三天高烧。
“老村长，您别这么说。”高羽把搪瓷缸递到他手里，缸沿还带着余温，“我上学那时候，乡亲们帮我的还少吗？您连夜送我去县城，雨衣全给了我，您自己冻得直打哆嗦；张婶怕我在学校饿着，给我缝的布包里塞了二十个茶叶蛋，一路揣到学校，还带着热乎气。这些事，我记一辈子。”
他顿了顿，看着李永年泛红的眼睛，又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能帮村里做点事，是应该的。别说自来水，以后砖瓦厂扩大规模，让乡亲们都能在家门口挣钱，才是真的对得起大家。”
李永年捏着搪瓷缸，忽然竖起了大拇指，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浪！你这娃，真浪！不是那油滑的浪，是有良心、有本事的浪！俺没看错人！”
高羽笑了笑，没再提砖瓦厂的事。他知道李永年的脾气，要是现在说自己还想给砖瓦厂投钱，老村长指不定要跪下来道谢——这可不行。凡事得慢慢来，让乡亲们慢慢看到变化，让老村长慢慢适应，这样才踏实。
两天后的清晨，高羽提着一个黑色帆布包，走进了李永年家。包沉甸甸的，里面是三十万现金，是他前一天去县城银行取的，崭新的钞票扎成一捆捆，隔着帆布都能摸到棱角。李永年接过包时，手颤得厉害，他把包放在炕桌上，没急着打开，反而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信纸。
“俺早写好收条了。”他说着，把信纸推到高羽面前。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字，笔画算不上工整，却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今收到高羽同志捐赠秀河村自来水工程及砖瓦厂扩建资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下面是村支部的红章印，还有李永年签的名字，名字旁边留着一个圆圆的印泥痕——是给高羽按手印用的。
“老村长，我还信不过您吗？”高羽拿起收条，指尖拂过那行墨迹，“别说三十万，就是三百万，放您这儿我也放心。”
“那不行！”李永年板起脸，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盒印泥，往高羽指尖上抹了点红，“这钱是村里的，得有凭证。俺这辈子没贪过公家一分钱，不能让你白花钱，更不能让乡亲们说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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