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周五，清晨八点十五分。
东海市东郊，原东海钢铁厂旧址。
夏季的晨光洒在这片曾经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土地上，如今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宁静。曾经的炼钢车间被改造成了挑高十二米的开放式空间，锈迹斑斑的钢结构被重新涂刷成深灰色，与崭新的玻璃幕墙形成反差。高耸的冷却塔还在，但内部已经改造成了沉浸式剧场。那条运送铁水的铁轨被保留下来，上面铺着木板，成了贯穿园区的步行道。
空气中已经没有刺鼻的焦炭味，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香和青草气——园区入口处开了三家咖啡馆，中央广场的草坪刚刚修剪过。
林峰的车队在八点二十分抵达。他没有直接去园区管委会，而是让车停在路边，自己步行走进这片重生的土地。
今天是“钢铁记忆·科创未来”园区开放日，也是东海传统产业工人转型安置成果的集中展示。四年前，这里还是东海最大的国企之一，有八千多名在职职工。随着国家去产能和环保要求，钢厂必须关停。当时摆在林峰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八千个家庭何去何从？
“省长，张建国师傅在那边等您。”杨学民指着前方。
林峰顺着方向看去，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头发花白的男人正站在一座保留的高炉前，给一群年轻人讲解着什么。他身形微驼，但站姿笔挺，说话时手在空中比划，像是在演示什么操作。
走近了，能听到他的声音，洪亮中带着老工人特有的沙哑：“……这台高炉，是1978年建的，当年可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我二十岁进厂，就在这炉前当学徒。看见这个出铁口没有？每天要出三百吨铁水，温度一千五百度，离着五米都能烤掉一层皮。”
年轻人里有男有女，大多二十出头，穿着印有科创公司logo的文化衫。他们仰头看着那座三十米高的钢铁巨物，眼神里既有好奇，也有敬畏。
“张师傅，这么高温，你们怎么操作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问。
张建国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靠手艺，也靠胆量。炉前工要会看火候，会判断铁水温度，会把握出铁时机。早了不行，铁水杂质多；晚了不行，炉子容易结瘤。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些传感器，全凭眼睛和经验。”
他抬起右手，手掌上有几道明显的疤痕：“这都是烫的。刚开始学，被铁花溅到，皮肉‘刺啦’一声就焦了。但我师傅说，没留过疤的炉前工，不算真炉前工。”
林峰停在人群外围，静静听着。他能从张建国的语气里听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对往昔的自豪，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讲解持续了十几分钟。张建国从高炉讲到转炉，从轧钢讲到质检，把钢铁生产的全过程讲得生动具体。那些年轻人听得入神，不时提问。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张建国最后说，“下午两点，我在培训中心讲《精密制造中的热处理工艺》，欢迎有兴趣的来听。”
人群散去，张建国这才看到林峰。他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伸出粗糙的大手：“林省长，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
“不用准备，我就是来看看。”林峰和他握手，能感受到那只手掌上的老茧和厚皮，“张师傅，你讲得很好。”
“瞎讲，都是老黄历了。”张建国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年轻人搞的是芯片、是电池，我们那套炼钢的手艺，过时喽。”
“不过时。”林峰认真地说，“工业化大生产的组织经验、质量控制的严谨态度、团队协作的默契，这些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你们这代工人身上，有最宝贵的工业精神。”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厂子没了。”
两人沿着铁轨改造的步行道慢慢走。早晨的园区很安静，只有远处咖啡店的音乐声和鸟鸣。
“张师傅，现在生活怎么样？”林峰问得直接。
“实话实说？”张建国看他一眼。
“实话实说。”
“比在钢厂时好。”张建国也不绕弯子，“在钢厂那会儿，我是一级技师，一个月到手六千五。现在在园区当培训师，基本工资八千，课时费另算，上个月拿了一万二。医保社保都接着交，没断。”
他顿了顿，补充道：“关键是不用倒夜班了。在钢厂干了三十八年，上了三十年夜班，落下一身毛病：关节炎、胃病、听力下降。现在朝九晚五，周末双休，身体反而好了。”
“家里呢？”
“老伴原来在家属区开小卖部，现在园区给了个固定摊位，卖饮料零食，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儿子……”提到儿子，张建国的腰板挺直了些，“儿子在华夏芯，当设备工程师，上个月刚升了小组长，年薪听说有三十万。”
林峰注意到他说“华夏芯”时那种骄傲的语气。这个老钢铁工人，在经历产业剧变后，把自己的未来和儿子的未来，都押在了东海的新兴产业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