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凌晨一点，东海市第一看守所。
高墙电网在夜色中沉默伫立，探照灯的光束规律性地扫过空旷的放风区，在水泥地上投下移动的光斑。看守所三号楼二层最里间的审讯室里，灯光彻夜未熄。
孙振邦坐在审讯椅里，双手戴着手铐，脚踝锁着脚镣。六十五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袋浮肿，脸上有着长期缺乏睡眠的青灰色。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那是学者特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神，只是此刻这眼神里混杂着困兽般的警惕和绝望。
他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一个多月，接受审讯二十四次。每次审讯，他都以沉默或者“记不清了”、“只是学术交流”来应对。公诉方掌握的证据很多：与吴文涛的资金往来记录、与“牧羊人”组织的间接通讯证据、参与新能源骗补网络的设计咨询合同……但这些证据大多是间接的，要彻底摧毁这个网络，需要孙振邦开口。
审讯桌对面坐着三个人：主审检察官陆明远、审讯专家周建军、记录员陈雪。陆明远四十出头，是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处长，办理过多起经济大案；周建军五十多岁，是公安厅从部里借调的心理专家，擅长突破顽固嫌疑人。
这次审讯已经持续五个小时，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陆明远换了三种问话策略，周建军做了三次心理施压，孙振邦始终像一块石头。
“孙振邦，你曾经是财经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明远翻开一本泛黄的专着，“这是你二十年前出版的《转型期华夏经济风险评估模型》。书里写道：‘学者之责，在于为决策提供理性分析，规避系统性风险。’你现在做的事，和你当年写的东西，不矛盾吗？”
孙振邦眼皮都没抬：“学术研究归学术研究，现实归现实。”
“现实就是你利用专业知识，帮犯罪集团设计规避监管的方案，协助他们转移非法资金？”陆明远声音提高，“你知道通过你设计的通道，转移了多少赃款吗？至少八亿人民币！这些钱，有多少是骗取的财政补贴，有多少是非法所得，你心里不清楚？”
孙振邦沉默。
周建军接过话头，声音温和但绵里藏针：“孙教授，我们查过你的银行账户。你本人并没有直接拿多少钱，吴文涛每年给你的‘顾问费’也就五十万。以你的学术地位，出去讲课、做咨询，一年挣个一两百万不难。你图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触动了什么。孙振邦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
“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客户怎么用，我管不着。”
“管不着？”陆明远冷笑，“你设计的那些股权结构、资金通道、合同条款，专门针对监管漏洞，普通商人需要这个？这是为犯罪量身定做的！”
审讯再次陷入僵局。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二十分。
陆明远和周建军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起身离开审讯室。记录员陈雪也收拾东西，但离开前，她看了孙振邦一眼，那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不是憎恨，更像是惋惜。
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只剩下孙振邦一个人。头顶的白炽灯发出轻微的嗡鸣，角落里监控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稳定地亮着。他慢慢闭上眼睛，但耳朵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走廊里传来压低声音的交谈：
“林省长的指示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怎么给？该说的都说了，他就是不开口。”
“换种方式。从他最在意的东西入手。”
声音渐远。孙振邦睁开眼睛，眼神闪烁。
最在意的东西？他这辈子，最在意什么？学术地位？已经毁了。金钱？他其实没那么在乎。女儿？那个远在加拿大、三年没联系过的女儿……
他想起了妻子。那个在他还是穷讲师时就嫁给他的女人，陪他熬过了最苦的日子，却在他刚评上教授、生活开始好转时得了癌症去世。临终前，她拉着他的手说：“振邦，咱们清清白白做人，踏实。”
清清白白。他早就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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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在省政府办公室。
窗外是深沉夜色，办公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林峰面前摊开着孙振邦的完整档案——从出生到被捕，六十五年的人生轨迹被浓缩在二百多页纸张里。
杨学民站在办公桌旁，手里拿着几份刚调取的材料：“省长，这是您要的资料。孙振邦的妻子李淑珍，十五年前因病去世，葬在南山公墓。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孙晓雯，三十五岁，目前在加拿大温哥华从事金融工作，已入籍。父女关系……很冷淡，最近一次通话记录是两年前春节。”
林峰翻看着孙晓雯的资料。照片上的女子眉眼间有孙振邦的影子，但表情疏离。“她母亲去世时，她多大？”
“二十岁，正在读大学。”杨学民说，“根据孙振邦邻居的回忆，李淑珍去世后，孙振邦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术上，对女儿关心很少。孙晓雯毕业就出国了，之后很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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