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意从小就知道自己家不富裕。五岁时，他想要一个当时流行的变形金刚玩具，在百货商店柜台前站了足足半小时，父亲最终硬生生把他拽走。回家的路上，父亲沉默着，张平意小声啜泣，不明白为什么邻居家的孩子能有那么多玩具。
“咱们不和别人比这个。”母亲摸摸他的头，晚上用旧布头给他缝了个布娃娃。张平意虽然失望，还是把布娃娃放在枕边，他知道父母已经尽力了。
上学后，张平意学习也很吃力。无论他多么努力地盯着黑板上的数字和文字，它们总是模糊成一团。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总是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张平意，你上课到底听没听讲？”数学老师用教鞭敲着桌子。
“听了，老师。”他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那为什么每次考试都不及格？你是不是傻？”
同学们哄笑起来。张平意脸涨得通红，他想说自己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很晚，想说他已经很努力了，但话卡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放学后，几个男生跟在他身后学他笨拙的走路姿势，唱着即兴编的歌谣：“张平意，笨如牛，考试总是不及格！”
张平意加快脚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强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回到家，母亲发现他情绪低落，给他煎了荷包蛋，金黄的蛋黄流出来，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妈，我是不是很笨？”他红着眼睛问母亲。
李爱华抚摸着他的头：“谁说的？我儿子只是学得慢一点，但只要努力，一定能赶上。”母亲安慰他，“慢慢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神童的对吧！”母亲的爱意便是世间最温暖存在，抚平了张平意小小的心灵。
然而命运没有给张平意慢慢追赶的时间。他上五年级那年，县城里的机械厂宣布裁员。张建国和李爱华双双名列下岗名单。更糟糕的是，厂里那女领导用了几年的时间将厂子做成负资产，变卖以后资不抵债的理由，贪墨了所有下岗职工的安置金。
张家顿时陷入困境。饭桌上的肉菜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白菜土豆，偶尔有一点肉沫，父母总是拨到张平意碗里，但是小孩子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些那里够呢，张平意也显得越发瘦小。
张建国每天早出晚归打零工，李爱华则接了些缝纫活计在家做。张平意看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把想要新铅笔盒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爸，妈，我不想上学了。”初二上学期，十四岁的张平意鼓起勇气说。
“胡说！”张建国猛地拍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但张平意知道家里连锅都没得砸了。他成绩垫底，老师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怜悯与些许厌烦。
第二天，他把书包藏在河边的树洞里，跟着邻居大哥去了建筑工地，一天能挣十五块钱。
工头看他瘦小，让他搬轻点的材料。即便如此，一天下来他还是浑身酸痛，手上磨出了水泡。晚上他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李爱华哭了整整一夜。父亲也只是失了神的念叨着：“是爸没本事”。自此张平意便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
十四岁的张平意开始了打工生涯。餐馆洗碗、工地搬砖、发廊学徒，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每月发薪，他把大部分钱交给父亲，自己只留最基本的生活费。看到困苦的家庭得以改善，他咽下所有委屈，告诉自己这不是就好起来了吗！
岁月在汗水和疲惫中流逝，转眼张平意十八岁了。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每天站在流水线前十二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工资不高，但稳定，还能给家里寄钱。
这年父亲张建国在工地做工时出了意外，从高处坠落摔断了脊椎。包工头到医院垫了部分医疗费后就没再出现过。
四处求告，施工队以自己操作不规范的理由打发了。
法院只是判施工队人道的补偿了一万元后就此结案。
张平意连夜赶回县城，在病床前守了三天。第四天他给工厂打电话请假，老板语气冰冷：“现在订单这么多，你说不来就不来？不想干就别干了！”
等他赶回市里，发现自己的宿舍已被清空，工资结算到上周，没有任何赔偿。人事部经理甩给他一纸解聘通知，理由是“无故旷工”。
“王老板，我爸在医院躺着，我就请几天假...”张平意几乎要跪下哀求。
“谁家没个事？都像你这样，我这厂子还开不开了？”老板王德发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快走快走，别在这碍事。”
父亲的治疗需要钱，很多钱。张平意找了劳动仲裁，过了大半年，案子分给一个姓赵的法官。开庭那天，王德发的律师拿出厚厚一叠材料，证明张平意“经常迟到早退，工作效率低下，未进行申请便旷工数天。”
“法官先生，我有医院证明...”张平意急切地说。
赵法官瞥了一眼材料，不耐烦地打断：“原告，你这些证据不充分啊。被告提供了你多次违反厂规的记录加上你未请假就数天未到。根据公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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