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十天，津浦铁路支线尽头的临时驻地。
闷罐火车的铁闸门被拉开时，一股混杂着泥土与硝烟的风灌了进来。陈砚踩着踏板跳下火车，脚刚落地就陷进了没过脚踝的黄泥里——连续三天的阴雨把这片临时开辟的营地泡成了泥潭，灰黑色的积水里漂浮着稻草、碎布，甚至还有没清理干净的马粪。
“营长，这就是咱们3营的驻地？”王二狗跟在后面跳下来，长衫下摆沾了大片泥点，他踮着脚，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这比咱们贵州老家的牛圈还破……”
陈砚没接话，目光已经扫过了整个营地。
所谓的“营地”，就是在一片荒地上临时搭起的几十顶破旧帐篷，帐篷是灰布的，多数有破洞，雨水正顺着破洞往下滴，帐篷底下垫着的稻草早已湿透，散发着霉味。近百名士兵散落在营地各处，大多坐在帐篷门口的泥地上，光脚踩着草鞋——准确说，是“草片”，不少人的草鞋已经烂得只剩几根草绳，脚趾在泥水里冻得通红，还有人干脆光脚，脚底沾着泥，脚趾缝里嵌着碎石子。
不远处的空地上，几个士兵正围着一个豁口的陶罐，罐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冒着泡，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红薯味。一个瘦得颧骨突出的士兵正用树枝扒拉罐底，掏出一块半生不熟的红薯，吹了吹就往嘴里塞，烫得直咧嘴也舍不得吐。
“那是2连的弟兄，”赵铁柱跟上来，顺着陈砚的目光看去，声音压低了些，“昨天火车上分的糙米，今天早上就吃完了——粮秣官说师部的补给还没到，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陈砚皱紧眉头，走了过去。那几个士兵见营长过来，连忙放下手里的红薯，局促地站起来，沾着泥的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眼神里带着怯意——昨天陈砚烧鸦片、分糙米的事已经在营里传开，但“营长”这个头衔，还是让他们本能地紧张。
“罐里煮的什么？”陈砚蹲下身，看着陶罐里剩下的几块红薯，红薯皮上还带着泥，煮得半生不熟，汤水浑浊。
“回、回营长，是红薯……”瘦士兵结结巴巴地说，“昨天从火车上下来时，在附近地里挖的，没、没跟老乡说……”
“挖老乡的红薯，给钱了吗？”陈砚问。
瘦士兵的头埋得更低了：“没、没敢跟老乡要，俺们……俺们没饷，给不起……”
陈砚心里一沉。黔军穷，他从史料里读过，但亲眼看到士兵靠偷挖老乡红薯填肚子，还是觉得堵得慌。他站起身，对那几个士兵说：“以后要吃的，跟王文书说，我去跟附近的乡绅商量，按市价买，不能抢老乡的东西——咱们是当兵的，不是土匪。”
士兵们愣了愣，眼里突然亮了亮，瘦士兵小声问：“营长，真、真能有粮？”
“能。”陈砚点头，转头对王二狗说，“你记一下，下午去附近的张家庄，找乡绅张老财——我记得账上，跟他有过往来，先借两百斤糙米，就说我陈砚借的，抗战结束后一定还。”
王二狗连忙掏出皱巴巴的小本子，用炭笔在上面画着，嘴里念叨：“张家庄，张老财，借糙米两百斤……营长，这张老财以前跟原身要过好处，会不会不借？”
“他会借。”陈砚语气肯定，“现在是战时，他要是不借，传出去说他‘通敌’，他担不起这个罪名——你就按我说的去，要是他刁难，就提师部的名义。”
王二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小本子揣进怀里，又忍不住问：“营长，咱们营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昨天分完糙米，我查了账，只剩不到五十斤陈米，还是发霉的……”
“先借，以后再想办法。”陈砚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先去办这事，我去看看咱们的‘家当’。”
所谓的“家当”，就是堆在营地西北角的武器。陈砚踩着泥走过去，越走近心里越凉——三十多支汉阳造斜靠在断墙上，枪身锈迹斑斑，有的枪托已经断裂，用绳子绑着；五挺重机枪被盖在一块破油布下，油布底下积了水，机枪的枪管上满是锈痕，连散热片里都塞着枯草和泥块。
“营长，您看这枪……”赵铁柱跟过来，蹲下身拿起一支汉阳造，试着拉了拉枪栓，“咔嗒”一声，枪栓卡在了中间，怎么也拉不动，“这枪要是上了战场，别说打鬼子，能不能打响都是个问题。”
陈砚接过那支枪，手指抚过锈迹斑斑的枪身。枪膛里黑乎乎的，他凑过去看了一眼，里面全是铁锈和污垢，显然是很久没清理过了。他又走到重机枪旁，掀开破油布，伸手摸了摸机枪的扳机——扳机上的铁锈已经结块，轻轻一按，居然没反应，像是被焊死了一样。
“这五挺机枪，什么时候坏的？”陈砚问。
赵铁柱叹了口气：“打从咱们从贵州出来就没好过。原身说要等师部发新的，就一直堆在这，下雨也没人管，现在怕是连零件都锈住了。”
陈砚蹲下身，仔细检查机枪的零件——枪管、枪架、弹仓，多数零件都有不同程度的锈蚀，有的弹仓里还卡着发霉的子弹，子弹壳已经和弹仓粘在了一起。他试着拆开机枪的弹仓，费了很大劲才把弹仓卸下来，里面的子弹已经变形，根本没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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