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初冬，浙东的雨终于停了，可宁波城的天，却比雨天还要阴沉。日军空投下的那些纸包，像一颗毒瘤，在这座城市里疯狂蔓延。鼠疫的阴影，笼罩着姚江两岸的每一寸土地，曾经繁华的街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
老王抱着孩子逃出城的第三天，宁波城就彻底被封锁了。日军在城门上拉起了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士兵日夜把守，无论是谁，都不准进出。城墙上贴着日军的布告，上面写着“严防传染病扩散”，可他们所谓的“严防”，不过是把活人活活困死在城里。
城里的街道上，再也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风吹过空荡荡的巷子，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家家户户的门窗都钉死了，门缝里飘出淡淡的血腥味和腐臭味，让人闻之欲呕。那些染病的百姓，躺在冰冷的床上，得不到任何救治，只能在痛苦中一点点死去。
城西南的贫民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这里的房屋低矮破旧，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当初日军投下的纸包，有大半都落在了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座死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死去，尸体堆在巷子里，无人掩埋，很快就腐烂发臭，滋生出更多的细菌。
住在贫民窟的陈阿婆，已经七十多岁了，她的儿子和儿媳都染病去世了，只剩下她和五岁的孙子小宝相依为命。陈阿婆把门窗钉得死死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可瘟疫还是找上了门。小宝开始发烧，身上起满了黑紫色的疙瘩，痒得直哭。陈阿婆抱着孙子，急得团团转，她翻遍了家里所有的药罐子，却找不到一粒能治病的药。
她只能用冷水给小宝擦身子，一遍遍地喊着孙子的名字。可小宝的体温越来越高，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在一个冰冷的夜里，小宝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陈阿婆抱着孙子冰冷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夜。她的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最后，她疯了。她穿着破烂的衣服，赤着脚，在空荡荡的巷子里游荡，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小宝，我的小宝……鬼子，你们是畜生……”
她走到日军的岗哨前，朝着士兵们扔石头，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话。士兵们不耐烦了，端起枪，对着她扣动了扳机。陈阿婆的身体晃了晃，倒在了血泊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日军的方向，像是要把这群畜生的模样，刻进自己的骨头里。
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宁波城里上演。
日军偶尔会派人进城“消毒”，可他们所谓的消毒，不过是洒一些石灰粉，然后把还在喘气的病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扔进城外的乱葬岗。那些病人有的还没死透，被扔进乱葬岗后，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被野狗啃食殆尽。
城里的郎中们，早就跑的跑，死的死。只剩下一个叫周先生的老郎中，还在坚持给人看病。他知道，自己治不好这种病，可他不忍心看着百姓们一个个死去。他每天背着药箱，在空荡荡的街巷里穿梭，给病人喂水，给他们擦身子，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天，周先生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门虚掩着，他推开门，一股刺鼻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屋里，躺着一家三口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身上爬满了蛆虫。周先生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强忍着恶心，默默地退了出来，在门口撒了一把石灰粉。
他靠着墙，缓缓地滑坐在地上，眼泪无声地滑落。他行医几十年，救过无数人，可在这场瘟疫面前，他却显得如此渺小，如此无力。他看着空荡荡的街巷，看着那些倒塌的房屋，看着城墙上飘扬的太阳旗，心里充满了绝望。
“苍天啊，你睁眼看看吧！”周先生对着天空嘶吼，“这些畜生，为什么得不到报应啊！”
他的嘶吼声，被风吹散了，没有一丝回响。
城外的乱葬岗，早已堆满了尸体。新的尸体不断被运过来，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山。野狗和乌鸦在尸体堆上争抢撕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日军不仅在城里投放细菌，还把目光投向了姚江。他们偷偷地把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和跳蚤，扔进了姚江的上游。江水顺着河道，流向了下游的村庄和城镇。很快，疫情就蔓延到了姚江两岸的乡村。
离宁波城几十里地的张家村，原本是个宁静祥和的小村子。可自从喝了姚江的水，村里就开始有人染病。先是一个放牛娃，然后是村里的郎中，接着是村长……疫情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村子。
村里的百姓们慌了神，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烧香拜佛，祈求神明保佑。可神明没有显灵，染病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村里的老支书，看着一个个倒下的乡亲，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再这样下去，整个村子都会被瘟疫吞噬。他召集了村里剩下的青壮年，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姚江的水被鬼子污染了，我们不能再喝了！我们去山里找泉水，挖野菜，一定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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