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仲春，太行山下的马家沟，早已不复当年的疮痍。村口的老槐树愈发苍劲，枝桠间挂着的红绸子，是前些年村民们庆祝毒弹清理完毕时留下的。田埂上麦苗青青，河水清澈见底，孩子们在河滩上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得像风铃。马根生已经年过七旬，脊背佝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可他每天还是会扛着一把锄头，在山里转悠——不是为了巡查毒弹，而是为了守护那片埋着父亲和乡亲们的土地。
这天，马家沟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相机和笔记本，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跟着县里的干部，径直找到了马根生家。为首的是一个姓陈的律师，他握着马根生的手，声音温和却带着沉重：“马老先生，我们是侵华日军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诉讼团的成员，这次来，是想请您出面，为当年的受害者作证。”
“作证？”马根生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他摩挲着手上的老茧，那些茧子，是当年挖地道、扛锄头、清理毒弹时留下的。他想起了父亲痛苦死去的模样，想起了母亲和哥哥们一辈子的咳喘，想起了村里那些因为毒弹致残、致死的乡亲。这些记忆，像埋在土里的毒弹碎片，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是的。”陈律师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资料，“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他们承认化学战的罪行，道歉并赔偿。可日本政府一直百般推诿，说什么‘证据不足’‘战争责任已了结’。我们需要您这样的亲历者，把当年的遭遇说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马根生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翻开资料，里面是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溃烂的皮肤、扭曲的肢体、受害者痛苦的脸庞。还有一份份证词，字字句句，都是用血泪写成的。他的眼睛，渐渐湿润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这些受害者讨公道了。
“我去！”马根生猛地站起身，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只要能让鬼子认账，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值！”
几天后，马根生跟着索赔诉讼团，坐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走出国门，可他没有丝毫的兴奋，只有满心的沉重。飞机上，他看着窗外的云海，想起了1945年的那个秋天，父亲拿着那个墨绿色的铁桶，在院子里倒下的场景。他攥紧了拳头，心里默念着：爹，娘，哥，我替你们去讨公道了。
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庄严肃穆。马根生坐在原告席上，看着对面的日本政府代表，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脸上带着冷漠的神情。当法官让他陈述证词时，马根生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他从1945年父亲捡到毒弹说起，讲到父亲浑身溃烂、痛苦死去，讲到母亲和哥哥们落下终身残疾，讲到这些年村里不断有人因为毒弹碎片受害。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下敲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俺爹只是个普通的农民，他想的，只是多打几斤粮食，让家人吃饱饭。”马根生的声音哽咽了，他指着自己脸上的疤痕——那是当年不小心碰到毒弹残片留下的，“鬼子的毒气弹，毁了俺的家，毁了俺们全村人的日子。这么多年了，俺们不求别的，就想让他们说句实话，认个错，咋就这么难？”
法庭上一片寂静。旁听席上，不少日本民众，听着马根生的陈述，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侵华日军的后代，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先辈，竟然犯下了如此惨无人道的罪行。
可日本政府的代表，却依旧面无表情地辩解：“原告的陈述，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是日军化学武器所致。而且，根据《日华和平条约》，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我方不予赔偿。”
“证据？”马根生猛地站起身，指着自己的身体，“俺这一身的疤，就是证据！俺村里那些死去的乡亲，就是证据！太行山的土地里，埋着的那些毒弹，就是证据！”
他的怒吼，在法庭里回荡。陈律师立刻起身，呈上了一份份铁证——当年日军生产化学武器的档案、投放毒气弹的作战记录、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还有这些年在中国各地挖出的毒气弹实物照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战后又随意丢弃毒弹，造成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伤害。他们不仅要承担战争责任，更要对受害者的后续伤害负责！”
这场诉讼，持续了整整八年。马根生和其他受害者，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一次次在法庭上陈述，一次次面对日本政府的推诿和狡辩。他们当中，有人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毒弹残留的毒性发作，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有人因为常年奔波，身体垮了，只能躺在病床上，却依旧嘱咐家人，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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