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的夏天，太阳像是被钉死在天上。
毒辣的光直直砸下来，把龟裂的田埂烤得发烫，赤脚踩上去能烫出燎泡。苏晚跪在田埂边，指尖抠进地里，指甲缝里塞满了掺着沙砾的干土，硌得指腹生疼，却连一丝潮气都捻不起来。
三个月了，天上没掉过一滴雨。
去年种下的谷穗早成了枯草，穗子干瘪得像老人的胡须，风一吹就簌簌掉渣。她望着自家那几亩地，地里的裂缝能塞进拳头，去年冬天丈夫林生临走时翻好的土块，如今硬得像石头，敲上去能听见沉闷的回响，像敲在人的骨头上。
“咳咳……咳……”
里屋传来公公剧烈的咳嗽声，一下接一下，像破旧的风箱被生生扯断了簧，每一声都带着撕裂般的疼。苏晚猛地站起身，膝盖压在滚烫的土块上太久，起身时一阵发麻，踉跄了两步才站稳。她的粗布裙角扫过田埂上枯死的谷穗，发出细碎的断裂声，那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又重得像砸在她心上的锤。
她快步往家走，脚底的水泡磨破了，泥水混着血黏在鞋底，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她顾不上，满脑子都是公公那张蜡黄的脸——颧骨高高凸着，眼窝陷成两个黑窟窿，只有喘气时胸口微弱的起伏，能证明那还是个活人。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浓重的草药味混着汗馊气扑面而来，呛得人鼻腔发酸。婆婆歪在炕角，背靠着冰冷的土墙，嘴唇干裂得起了层白皮，像晒硬的纸。看见苏晚进来，她浑浊的眼睛动了动，眼珠上蒙着层灰翳，声音哑得像磨砂纸擦过木头：“晚丫头……还有吃的吗？你公公他……他快撑不住了。”
公公躺在炕的另一头，盖着一床打满补丁的破絮，那絮子里的棉线早就朽了，露出灰黑的棉絮，像一团团脏雪。他的胸口起伏得越来越微弱，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吐不出，咽不下。
苏晚喉头哽得厉害，她张了张嘴，想摇头，又怕他们看见自己眼里的泪，赶紧别过脸去，用袖子蹭了蹭眼角。袖子磨得脸生疼，那点湿痕却怎么也蹭不掉。
“造孽啊……”婆婆突然低低地哭起来，声音压抑得像闷在罐子里，“这日子没法过了，真不如死了干净……”
“娘！”苏晚急忙打断她，声音发颤，“别胡说！林生快回来了，他说了，挣够了钱就回来给我扯红绸子，还要添两亩水田呢！”
这话她说得没底气，连自己都骗不过。前几天去镇上换粮时，她听见杂货铺的掌柜和人闲聊，说今年灾情重，镇上的木器坊早就歇了业，老板卷着钱跑了，好多工匠饿死在路边，官府贴了告示，却连收尸的人都没派。
林生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未知数。
可她不能说。这家里的天早就塌了，她要是再撑不住，公婆怕是真的要跟着去了。
夜里，苏晚抱着膝盖坐在灶门前。灶膛里的火早就熄了，只剩下点余温，映着她清瘦的脸。里屋公婆的呻吟声断断续续传出来，像虫子一样钻进耳朵里，搅得她心头发慌。胃里空得发疼，像是有无数只手在里面抓挠，抓得她一阵阵发晕。
她摸了摸藏在衣襟里的那支银簪。簪子是她嫁过来时娘给的陪嫁，簪头雕着朵小小的缠枝莲，被她摩挲了三年，边角早就磨得光滑。这是这个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上次林生带回来的碎银早就花光了，能当的东西也都当了，现在只剩下这支簪子，被她贴身藏着，像藏着最后一点念想。
天亮时，苏晚攥着那支银簪去了镇上。
镇子比村里更像个炼狱。街面上到处是面黄肌瘦的人，有的躺在墙角，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已经没了气息；有的拄着棍子，有气无力地走着，看见路过的马车就扑上去，却被车夫一鞭子抽开，留下一道血痕。
当铺的掌柜是个胖老头，眯着眼掂了掂银簪，又用指甲刮了刮簪头，撇着嘴给了二十文钱。“如今这光景，也就这价了。”他把钱拍到苏晚手里，不耐烦地挥手，“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
苏晚捏着那二十文钱，手指抖得厉害。这点钱，在平时能买三斤糙米，可现在粮价飞涨，只能买一斤多点，掺上野菜，撑不过三天。
她在镇上漫无目的地走，太阳越升越高，晒得她头晕眼花。路过一家包子铺时，她闻到里面飘出的肉香，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赶紧用袖子擦掉，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
街角，一个穿得还算体面的婆子正拉着个年轻姑娘往巷子深处走。那姑娘哭得满脸通红，挣扎着不肯走，婆子却不耐烦地推搡她：“哭什么？能换口吃的，已是你的造化！多少人想进那门还进不去呢！”
苏晚的心猛地一跳。
她知道那巷子里是什么地方。镇上最末等的窑子，门总是虚掩着，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红绸子，风一吹就耷拉下来，像条血舌头。里面飘出廉价的脂粉味，混杂着男人的哄笑和女人的啜泣，以前她路过时，总要绕着走，觉得那是世间最肮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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