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岳在保宁府并未闲着。
他一方面紧锣密鼓地推行以“平分土地”、“废除苛捐”为核心的新政。
大刀阔斧地更换那些冥顽不灵、贪腐成性的旧明官吏，启用经过短期培训、忠于大汉军政府的基层人员，力图将川北之地彻底消化，变为稳固的后方与兵源、财源之地。
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接收从汉中转运来的火器、弹药，整训新兵，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积蓄力量。
与川北如火如荼的变革相比，此时的成都府，却沉浸在一片诡异的氛围之中。
恐惧、猜忌、推诿与醉生梦死交织在一起。
秦良玉率领残存的白杆兵，尚未撤回成都，在半路上便接到了保宁府城易主的噩耗。
她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灭，深知川北已不可为，当即下令全军加速，疾驰退回成都，以期依托这座坚城，做最后的周旋。
然而，当她风尘仆仆抵达成都时，感受到的并非同仇敌忾，而是冰冷的排斥与隐晦的指责。
四川巡抚衙门内，气氛凝重。巡抚陈士奇面色阴沉地坐在上首，两侧是按察使、布政使等一众文官，以及成都知府等地方大员。
秦良玉虽一身戎装，却难掩疲惫，站在堂中，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文官目光中的疏离与不满。
“秦总兵，”巡抚缓缓开口，语气听不出喜怒，“剑门天险，何以旦夕即失？保宁重镇，何以旬月易主？白杆兵威名赫赫，何以至此？”
秦良玉心头一痛，强忍屈辱，抱拳道：
“抚台大人，贼军火器犀利，战术诡谲，更兼……
更兼我军内部协调不畅，后勤不济，方有今日之败。末将自知罪责深重，甘受军法。
然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固守成都，阻贼兵南下！
末将恳请抚台，速调集全川兵马钱粮，加固城防，统一号令……”
“够了！”
一旁按察使冷哼一声，打断了她，
“秦将军，败军之责，自有朝廷公论。如今贼势浩大，皆因尔等作战不力所致！
如今张口便要钱粮，闭口便要调兵，岂不知府库空虚，各地守御皆捉襟见肘？
若非尔等轻敌冒进，弃守险要，何至于让贼寇如此猖獗！”
布政使也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道：
“秦将军一介女流，为国征战，其志可嘉。然兵者凶器，岂可孟浪？
如今之势，当以稳守为上。成都城高池深，岂是川北那些小城可比？
只要我等上下一心，严守城池，贼兵久攻不下，自然退去。”
成都知府更是语带讥讽：
“是啊，秦将军。您还是先好好整训您的白杆兵吧。莫要再中了贼人奸计，把这成都府也给‘协防’丢了才好。”
堂上顿时响起几声压抑的嗤笑。文官们你一言我一语，将战败的责任尽数推给秦良玉和武将的无能。
对于她提出的紧急备战建议，则以太祖皇帝“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的祖训为借口，强调稳守。
实则不愿放权，更不愿拿出实实在在的钱粮来支持。
秦良玉看着这一张张或冷漠、或嘲讽、或事不关己的脸庞，一股透骨的寒意从心底升起。
她为大明朝戎马半生，父子兄弟血染沙场，如今换来的竟是如此对待！
她紧紧攥住了拳，指甲几乎嵌进肉里，最终却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再多言，默默退出了巡抚衙门。
她知道，真正的危机，不在城外的汉军，而在城内这朽烂透顶的人心！
而此时的蜀王府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蜀王朱至澍，这位富甲天下的藩王，正听着王府承奉太监禀报各地王府田庄的秋收账目，对城墙外可能到来的大战漠不关心。
“王爷，巡抚衙门又来文书，说是军情紧急，请求王府捐助些钱粮以充军资……”
承奉太监小心翼翼地说道。
朱至澍不耐烦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又是这事！告诉他们，太祖祖制，藩王不得干预地方军政！本王一心清修，不问外事。库房里那点钱粮，是供奉祖宗、维持王府体面的，岂能轻易动用？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
对他而言，守住自己的财富，远比守住成都更重要。他甚至暗中盘算，若是局势真的不妙，是否该提前将部分金银细软运往云南……
就在成都方面忙于内斗、幻想“稳守”之时，保宁府内的马岳，已经完成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他将川北经营得铁桶一般，也让他麾下的军队完成了休整和扩充。这一日，保宁府大堂内，将星云集。
马岳端坐主位，目光扫过麾下众将：
吴冲、钱元、刘申、李强、章为、许大、郑春，以及负责情报的校尉府主事王喜。
因为麾下兵力日益雄厚，将领们已自发地尊称马岳为“大帅”。这个称呼，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和众将的归心，让马岳心中豪情涌动。
“诸位，”
马岳声音沉稳，打破了堂内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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