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佩蒂的案例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涟漪迅速扩散至全球权力中枢和科研机构的最高层。底特律公寓里那无声的扭曲，其象征意义远超实际破坏——它标志着意识力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珍奇现象或理想化的治愈工具，它已成为一种可能失控的、弥漫于社会肌理之中的潜在风险。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取代了新时代黎明带来的乐观情绪。
紧急响应：从地方事件到全球议程
林登就莉娜事件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峻的绝密简报。简报中不仅包含莉娜的详细数据和顾渊的干预记录，还附带了南曦团队的初步分析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存在数百甚至数千个未被识别的、潜在的无意识“现实扭曲者”，他们如同散落各处的、引信不明的炸弹。
这一次，固真派与升华派之间短暂的僵持被打破了。面对这种无法用传统手段预测或防御的、源于个体内部的威胁，双方找到了罕见的共同利益点。
联合国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紧急特别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关于建立人类意识能力监管与引导框架的紧迫必要性”。
会议上，以往互相攻讦的代表们，语气都变得凝重。
“我们不能再将意识力量视为纯粹的科研课题或哲学思辨！”一位大国代表强调，“它必须被纳入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的范畴。我们需要规则，需要标准，需要……‘交通灯’！”
“但监管不能扼杀潜力！”另一位代表立即反驳，“关键在于引导，在于教育！我们需要的是培养负责任的‘意识公民’，而不是用警察国家的手段去恐惧它！”
尽管分歧仍在，但共识已经达成：必须立即行动。
“全球意识伦理与安全委员会”（GCEPC）的诞生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授权成立一个全新的、拥有广泛权力的国际机构——“全球意识伦理与安全委员会”（Global Consciousness Ethics and Protection Council, GCEPC）。林登被推举为临时主席，南曦、王大锤以及来自神经科学、伦理学、法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被聘为首批核心顾问。
GCEPC的任务艰巨而复杂：
1. 风险评估与分类：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意识能力（从治疗、协同到扭曲、侵入）进行风险等级分类。
2. 立法框架：起草《意识能力应用与管理国际公约》草案，界定合法与非法的意识行为，确立基本权利（如意识隐私权、免受意识侵害权）和责任。
3. 认证与培训：设立全球统一的“意识实践者”认证标准。任何从事专业级意识应用（如治疗、大型协同）的个人或团体，必须通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和能力认证。同时，推动将基础“意识素养”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4. 监测与响应：建立全球性的“意识活动监测网络”，与现有的环境背景监测站整合，用于早期发现异常的意识波动（如无意识现实扭曲）。并组建快速响应小组，处理相关事件。
5. 伦理边界界定：就一系列尖锐的伦理问题展开研究并给出指导性意见，例如：意识能力能否用于刑事侦查（读取记忆）？能否用于增强士兵体能或感知？意识层面的“说服”与“洗脑”界限何在？
基金会的角色转变与内部升级
GCEPC的成立，将“熵减基金会”从幕后的研究推动者，推到了台前的规则制定与执行者的位置。林登的权力和责任空前增大，同时也将基金会置于全球舆论和监督的焦点之下。
基金会内部迅速重组。南曦的团队除了继续深化研究，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为GCEPC制定技术标准和培训大纲上。她和顾渊合作，开始设计一套用于筛查潜在“现实扭曲者”的早期预警协议，其核心是识别那些与无意识现实扭曲高度相关的特定脑波模式和生理指标。
王大锤的工程团队则接到了新的任务：研发个人用的“意识隐私防护装置”（代号“心盾”2.0）和用于公共区域的“意识场稳定器”。前者旨在保护普通人免受未经许可的意识窥探或影响，后者则试图在机场、政府大楼等关键场所，创造一个抑制恶性意识活动（如无意识扭曲或故意破坏）的稳定环境。这些设备的原理，部分借鉴了“现实之镜”的屏蔽技术和顾渊调谐意识场的方法。
“意识素养”——新时代的必修课
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南曦大力倡导的“意识素养”（Consciousness Literacy）普及计划。她指出，应对意识力量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办法不是堵，而是疏。如同普及网络安全和性教育一样，必须让公众理解意识能力的基本原理、潜在风险和道德规范。
GCEPC开始组织专家编写《意识素养公民读本》，内容从简单的“情绪觉察与自我调节”，到“集体意识协同的基本伦理”，再到“识别和报告异常意识现象”。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将其纳入全球中小学的选修甚至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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