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暂缓”的命令，如同一道冰水浇在燃烧的激情上。基金会内部的气氛陡然一变，从高度亢奋的备战状态，坠入了压抑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僵持。
“现实之镜”平台的建造在L2点戛然而止。巨大的结构骨架悬浮在漆黑的真空背景前，像一头未完工的巨兽骸骨，施工飞船如同离巢的工蜂，静静地泊在附近，引擎冷却，灯火黯淡。王大锤站在“启明星”号的观测窗前，望着那片停滞的工地，金属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窗框，发出沉闷的嗒嗒声。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不是面对外星科技的挫败，而是被自身文明内部的重重枷锁所束缚。
“他们不懂，南曦。”他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显得有些沙哑，“他们害怕改变，害怕失去控制。但他们不明白，不改变，我们才是真正地失去一切控制权，把命运交给未知。”
南曦的声音从另一端传来，依旧冷静，但多了一丝疲惫：“他们懂，大锤。他们只是权衡了风险，认为内部的混乱比外部的威胁更迫在眉睫。恐惧，是比希望更强大的驱动力。”
在地球上，表面的喧嚣并未因计划的“暂缓”而平息，反而沉淀下来，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固化成了清晰可见的裂痕。
地理与政治的裂痕：
原本模糊的阵营开始寻求物理上的认同与庇护。数个宣布支持“升华派”理念的城市，如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美国的旧金山湾区、日本的京都，自发形成了“意识开放区”。这些区域公开鼓励意识相关研究，吸引了大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科技公司和志愿者涌入，俨然形成了新时代的“科技城邦”。街头随处可见象征意识连接的抽象标志，公共广播里播放着有助于精神专注的频率音乐。
与之相对，一些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则迅速通过了《现实完整性保护法案》，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旨在“非自然改变局部现实”的集体意识实验，并将“播撒者”科技及相关研究列为最高管控项目，违者将面临重刑。这些“固真区”加强了边境管控，严格审查信息流入，试图构筑一道抵御“意识污染”的防火墙。
国际合作变得举步维艰。联合国内，两大阵营的代表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针锋相对。一次关于全球气候合作的会议上，固真派代表竟指责升华派城市“过度使用意识聚焦技术可能扰乱了区域大气环流”，要求对其进行国际审查。会议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社会生活的割裂：
日常生活中，分歧无处不在。餐厅开始区分“专注用餐区”和“自由交谈区”；某些学校系统引入了“基础现实课程”和“意识拓展选修”，家长需要为孩子选择截然不同的教育路径；甚至在婚恋市场上，也出现了“寻求意识同步伴侣”与“崇尚传统现实价值观”的明确标签。
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边界”地带。一位着名的升华派学者受邀前往一个固真派主导的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在机场被以“可能传播危险思想”为由拒绝入境。而在一个意识开放区的边缘，固真派抗议者与升华派支持者爆发了持续数日的街头冲突，最终不得不动用防暴警察才将双方驱散。
团队的内部压力与外部侵蚀：
团队核心成员承受着来自内外部的巨大压力。基金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应该遵从主流民意暂停计划，另一部分则秘密向南曦表示支持，甚至私下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数据模拟。
王大锤的工程团队人心浮动，一些成员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选择了退出或申请调离。更糟糕的是，固真派媒体开始深挖团队成员的个人历史，试图找到攻击他们的突破口。一篇报道隐晦地提及顾渊早年曾因“感知异常”接受过心理治疗，暗示他的判断可能不可靠。另一篇则质疑王大锤在逆向工程“播撒者”技术时，是否已被某种“非人类意识”所影响。
顾渊的处境最为艰难。外界的纷争如同尖锐的噪音，持续刺激着他敏感的感知。他被迫留在基金会最深层的医疗中心，几乎与外界隔绝。然而，即便是这里，也无法完全隔绝那弥漫在人类集体意识场中的对立与焦虑。他时常在睡梦中蹙紧眉头，仿佛在抵御无形的精神攻击。
南曦则成为了双方试图争取或攻击的焦点。固真派试图用“维护科学纯洁性”的大义说服她，升华派则视她为精神领袖，不断请求她发表公开讲话。她拒绝了所有请求，将自己更深地埋入研究和数据之中，试图用更坚实的理论堡垒来抵御外界的风暴。但她知道，仅仅防守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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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深夜，南曦独自在扇区Alpha，面对光屏上复杂演算的模型。一条高度加密的信息悄然抵达她的终端。发信人匿名，但内容让她瞳孔微缩。
信息是一份简短的报告，指出有几个大国，在公开反对“观测者效应”计划的同时，其情报机构却在秘密搜罗、甚至绑架那些在早期小规模测试中表现出高“意识相干性”天赋的个体。报告末尾附有一句警告：“他们在准备自己的‘现实扭曲者’部队。竞赛已经开始，不在台前，就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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