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笔尚未归匣，羊皮舆图上的五道红线犹在眼前蜿蜒。我未动，工部官员已疾步而入，袍角带风，手中捧着一卷竹简。
“先生，驿站选址草册已拟就。”他双手呈上，额角微汗，“依令以三百里为大驿，百里设补给点，共列七十二处，其半已在动工。”
我接过，目光扫过名录，停在武都、天水两站。这两地接陇西前线，旧道残破，新路尚在铺石，若无变通，军情仍会滞塞。
“陈良何在？”
话音未落，一人自殿外快步而来，身形瘦削，布衣束发，腰间悬一皮囊，内藏各地里程簿。此人便是新任驿站主管陈良，原是南中郡小吏，徒步丈量山道十七县，对川蜀地势熟如掌纹。
他躬身行礼，声音低而稳：“属下已在各主干道派员勘界，木桩明日便可立齐。然凉州一线，三处补给点因地势险窄，暂难建舍，是否暂缓？”
“不缓。”我放下竹简，“文书不能等。德阳至汉中段可用快马接力，每五十里换人换马，临时设岗哨代驿。另调亲兵十名，携密封军报先行试传。”
工部官员迟疑：“若途中遇雨，山路泥泞，马匹难行……”
“那就步行。”我起身，走到舆图前，指尖划过成都至凉州一线，“骑兵可弃马攀岭，只求文书不误。另备双份——一份明传，一份暗藏马鞍夹层，由专人押送，交接时验虎符、对暗语。”
陈良立刻记下，从皮囊抽出纸笔，迅速誊录指令。我瞥见那纸质地粗糙，边缘毛刺，乃是旧法麻纸，书写稍重便渗墨晕开。
“此纸不堪大用。”我说，“即日起，改用新法造纸。”
二人抬眼，不解。
我从袖中取出两张薄片，递去。一张仍是旧纸，另一张色略泛黄，却厚薄均匀，触手柔韧。
“此为新方所制，以树皮、稻草为料，成本不足旧纸三成。且耐折耐磨，浸水不烂。”我提笔蘸墨，在新纸上写下“军情急递”四字，墨迹清晰，未有半分晕染。
工部官员惊道：“此纸若能量产，每日数百文牒皆可无忧！”
“不止文牒。”我将纸收回，“边关战报、粮草调度、民情奏本，皆赖此流通。今日起，命工坊筹备——成都、江州、汉中三地先建新纸工坊，原料由驿站统配，成品直供各道文书房。”
陈良沉吟片刻，问：“是否需设专队护送纸运？此前有豪强截驿夺信，若连纸都控于彼手，恐为患。”
我点头：“你说得是。旧邮驿之弊，正在私相把持。今驿站归丞相府直管，文书加火漆封条，骑卒佩编号铜牌，交接必登记时辰姓名。若有延误或遗失，追责到人，以‘误国罪’论。”
殿内一时寂静。
工部官员低声叹：“如此严密，百年未有。”
我未应。心中清楚，这非权谋之术，而是系统所授“驿站建设标准”的执行底线。效率与秩序，从来靠制度，而非侥幸。
“即刻传令。”我落座文案之后，“大驿须有歇房、马厩、水井、草料仓，夜间悬灯三盏，以便夜行骑卒辨识。快马两匹轮换，不得疲驰。文书一律贴封条，注明起程时间、传递路段，收件人须亲自签押。”
陈良执笔疾书，一字不漏。
我又道：“另设监察巡吏六人，自明日起巡查各段。凡马瘦、料缺、灯熄、人怠者，当场记过；三次未改，撤换驿丞。”
命令下达，二人领命退出。
我独坐堂中，烛火映照墙上舆图。红线之外，空白仍多。中原、江东、河北，皆在敌手，然道路一旦贯通，信息先至，兵马随后，天下之势，便可步步推进。
次日辰时，陈良再入。
“禀先生，首趟军报已自成都发出，目的地凉州前线。骑卒三人一组，轮换奔驰，预计七日可达。”
我颔首：“沿途可有异动？”
“昨夜探报，魏细作曾在梓潼一带出没，似欲截信。但今晨已有两名被擒，押在城南狱中，尚未审讯。”
“不必审。”我道，“放风出去，说军报已毁。实则暗线仍在运行。我要他们以为得手，才不会轻举妄动。”
陈良眼中微亮，低头记下。
第三日，德阳驿来报：骑卒中途遇暴雨，改走山脊小道，马失前蹄，一人轻伤，文书完好。
第五日黄昏，凉州军使回返。
他踏入府门时浑身湿透，靴底沾满红泥，手中铁筒密封完好。单膝跪地，双手奉上。
“启禀丞相，军报已交姜维将军。回程沿途各驿皆按新规行事，换马不过盏茶，点灯引路，夜间亦可行驰。全程五日零三个时辰，较往常缩短十日。”
我接过铁筒，打开，抽出文书。火漆未损，签押齐全。
“陇西魏军集结属实？”我问。
“属实。兵力约两万，屯于祁山外三十里，似有进犯之意。”
我将文书置于案上，静默片刻。
五日，从成都至凉州。曾经半月之遥，如今半旬可返。这意味着，前线战况可在三日内传至中枢，决策再用两日送达前线将领。信息时效，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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