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那扇沉重的铁门,仿佛一道天堑,将世界割裂成两个部分。门内是失去自由的陈山河,门外是步履匆匆、神色各异的众生。赵红梅就站在这道界线之外,曾经的泼辣与精明被一种沉静的坚韧所取代,像一株在寒风里牢牢抓住岩石的韧草。
她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树倒猢狲散,卷着剩余的财物远走高飞。陈山河之前塞给她的那张足够她衣食无忧的银行卡,被她小心翼翼地收好,却几乎没有动用。她搬出了那个曾经象征着身份与权势的住所,在城北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租了个一居室,简单置办了家具,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的奔走。
她的第一站,是北林市,乃至全省最有名的刑辩律师之一,罗秉义律师的办公室。罗律师年近六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锐利而冷静。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古色古香,满墙的法律书籍和厚重的红木办公桌,无声地彰显着主人的资历与地位。
赵红梅坐在他对面,双手紧紧握着一个旧手提包,指节有些发白。她尽量清晰地陈述着来意,希望能聘请罗律师作为陈山河的辩护人。
罗律师耐心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等赵红梅说完,他沉吟了片刻,缓缓开口:“赵女士,你的来意我明白了。陈山河的案子,现在舆论风口浪尖,性质……你也清楚,非常敏感,涉案金额巨大,罪名众多。”
他推了推眼镜,目光透过镜片审视着赵红梅:“接这样的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压力很大。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证据似乎对陈山河非常不利。坦白说,辩护的空间……可能会很有限。结果,恐怕不会太乐观。”
他的话很委婉,但意思明确:这是个烫手山芋,费力不讨好,而且胜算极低。
赵红梅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但她没有流露出绝望,只是更加挺直了脊背,看着罗律师,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恳切:“罗律师,我知道难。但再难,也得有人替他说话,是不是?法律……不是要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吗?我相信您的能力,费用方面,只要您开口,我会想办法。”
罗律师看着她眼中那抹不容置疑的坚定,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太多当事人家属,惊慌的,哭闹的,讨价还价的,但像赵红梅这样,在明知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一种近乎信仰般坚定姿态的,并不多见。
“这样吧,”罗律师最终说道,“我先了解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看看卷宗。但我需要明确告诉你,即使我接下,也只能在法律框架内,尽最大努力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不是我能保证的。而且,前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主要用于复杂的案卷梳理和可能的调查取证。”
“我明白。”赵红梅重重地点头,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是她变卖了一些自己之前购置的、不算起眼的首饰和两个名牌包凑来的现金,“这是定金。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罗律师看了看那个信封,又看了看赵红梅,轻轻叹了口气:“好吧,我先安排助手跟进。有消息会通知你。”
离开罗律师的办公室,赵红梅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日子,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奔波在各个可能提供帮助的地方。她去找过以前与陈山河有过往来、表面上关系尚可的商人,希望他们能看在往日情分上,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或者至少,帮忙引荐一些有用的关系。
然而,世态炎凉,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的避而不见,让秘书以“老板出差了”为由打发她。
有的见了面,先是唏嘘感叹一番“山河兄可惜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吐苦水,诉说生意如何难做,资金如何紧张,最后塞给她一个远远低于她预期的红包,像是打发乞丐。
更有甚者,态度倨傲,言语间带着撇清关系的疏离和隐隐的优越感:“小赵啊,不是我说,山河这次的事太大了,谁也帮不了。你还是早为自己打算吧,别再往里陷了。”
每一次碰壁,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在她的心上。但她只是默默承受着,将那些屈辱和失望咽下去,转身继续走向下一个可能的目标。
她也尝试过去找一些媒体,不是那些热衷于渲染暴力的主流媒体,而是一些相对小众的、可能愿意探讨深层问题的刊物或栏目。她希望能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哪怕只是让公众看到陈山河并非天生恶魔,他也有他的无奈和挣扎。
但结果同样令人沮丧。大多数媒体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上“为黑社会洗地”的嫌疑。偶尔有一两个记者表现出兴趣,但在深入了解案件的敏感性和上面的定调后,也纷纷打了退堂鼓。
她还去过几次相关部门,询问案件进展,提交一些她认为可能对陈山河有利的情况说明(比如他早期在厂区并未主动欺凌普通工人,在夜市也曾维持过基本秩序等)。接待人员态度倒还算客气,但回复永远是程式化的:“案件正在依法审理中,请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判决。”“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但具体是否采信,由法庭依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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