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那扇沉重的铁门，仿佛一道天堑，将世界割裂成两个部分。门内是失去自由的陈山河，门外是步履匆匆、神色各异的众生。赵红梅就站在这道界线之外，曾经的泼辣与精明被一种沉静的坚韧所取代，像一株在寒风里牢牢抓住岩石的韧草。
她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树倒猢狲散，卷着剩余的财物远走高飞。陈山河之前塞给她的那张足够她衣食无忧的银行卡，被她小心翼翼地收好，却几乎没有动用。她搬出了那个曾经象征着身份与权势的住所，在城北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租了个一居室，简单置办了家具，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的奔走。
她的第一站，是北林市，乃至全省最有名的刑辩律师之一，罗秉义律师的办公室。罗律师年近六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锐利而冷静。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古色古香，满墙的法律书籍和厚重的红木办公桌，无声地彰显着主人的资历与地位。
赵红梅坐在他对面，双手紧紧握着一个旧手提包，指节有些发白。她尽量清晰地陈述着来意，希望能聘请罗律师作为陈山河的辩护人。
罗律师耐心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等赵红梅说完，他沉吟了片刻，缓缓开口：“赵女士，你的来意我明白了。陈山河的案子，现在舆论风口浪尖，性质……你也清楚，非常敏感，涉案金额巨大，罪名众多。”
他推了推眼镜，目光透过镜片审视着赵红梅：“接这样的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压力很大。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证据似乎对陈山河非常不利。坦白说，辩护的空间……可能会很有限。结果，恐怕不会太乐观。”
他的话很委婉，但意思明确：这是个烫手山芋，费力不讨好，而且胜算极低。
赵红梅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但她没有流露出绝望，只是更加挺直了脊背，看着罗律师，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恳切：“罗律师，我知道难。但再难，也得有人替他说话，是不是？法律……不是要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吗？我相信您的能力，费用方面，只要您开口，我会想办法。”
罗律师看着她眼中那抹不容置疑的坚定，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太多当事人家属，惊慌的，哭闹的，讨价还价的，但像赵红梅这样，在明知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一种近乎信仰般坚定姿态的，并不多见。
“这样吧，”罗律师最终说道，“我先了解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看看卷宗。但我需要明确告诉你，即使我接下，也只能在法律框架内，尽最大努力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不是我能保证的。而且，前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主要用于复杂的案卷梳理和可能的调查取证。”
“我明白。”赵红梅重重地点头，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是她变卖了一些自己之前购置的、不算起眼的首饰和两个名牌包凑来的现金，“这是定金。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罗律师看了看那个信封，又看了看赵红梅，轻轻叹了口气：“好吧，我先安排助手跟进。有消息会通知你。”
离开罗律师的办公室，赵红梅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日子，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奔波在各个可能提供帮助的地方。她去找过以前与陈山河有过往来、表面上关系尚可的商人，希望他们能看在往日情分上，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或者至少，帮忙引荐一些有用的关系。
然而，世态炎凉，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的避而不见，让秘书以“老板出差了”为由打发她。
有的见了面，先是唏嘘感叹一番“山河兄可惜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吐苦水，诉说生意如何难做，资金如何紧张，最后塞给她一个远远低于她预期的红包，像是打发乞丐。
更有甚者，态度倨傲，言语间带着撇清关系的疏离和隐隐的优越感：“小赵啊，不是我说，山河这次的事太大了，谁也帮不了。你还是早为自己打算吧，别再往里陷了。”
每一次碰壁，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在她的心上。但她只是默默承受着，将那些屈辱和失望咽下去，转身继续走向下一个可能的目标。
她也尝试过去找一些媒体，不是那些热衷于渲染暴力的主流媒体，而是一些相对小众的、可能愿意探讨深层问题的刊物或栏目。她希望能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哪怕只是让公众看到陈山河并非天生恶魔，他也有他的无奈和挣扎。
但结果同样令人沮丧。大多数媒体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上“为黑社会洗地”的嫌疑。偶尔有一两个记者表现出兴趣，但在深入了解案件的敏感性和上面的定调后，也纷纷打了退堂鼓。
她还去过几次相关部门，询问案件进展，提交一些她认为可能对陈山河有利的情况说明（比如他早期在厂区并未主动欺凌普通工人，在夜市也曾维持过基本秩序等）。接待人员态度倒还算客气，但回复永远是程式化的：“案件正在依法审理中，请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判决。”“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但具体是否采信，由法庭依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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