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的上海，冷雨把静安寺的鎏金屋顶洗得发亮，雨丝斜斜地扎在恒基中心的玻璃幕墙上，晕出一片模糊的银雾。陈文博抱着报表穿过大堂时，听见前台小姑娘在聊“城西地块拍疯了，溢价率超50%”，他脚步没停，皮鞋踩过积水的地砖，溅起的水珠沾在裤脚——报表最上面那张，“恒基中心月租金环比涨8%”的红圈像团小火苗，烧得他心里发急。
办公室的门没关严，陈启棠正对着窗外的雨景发呆，指尖夹着支没点燃的雪茄，烟身被捏得有点变形。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张香港旧报纸，1997年的，头版“楼市崩盘”的标题已经泛黄，旁边压着个深棕色皮夹——皮夹边缘磨出了浅白的毛边，是李伯伯当年送他的，现在里面只装着那张字条。
“爸，您看这个！”陈文博把报表拍在报纸旁边，红圈正好对着陈启棠的视线，“周边写字楼都涨到10块一平了，我们空置的15-18层要是转租，年化收益能冲5%。还有松江那个写字楼，业主急用钱，价格比市价低15%，这时候抄底，明年肯定涨！”
陈启棠没看报表，手指慢慢摩挲着皮夹的搭扣，金属扣上的划痕是1998年他在香港找李伯伯时，皮夹掉在地上磕的。“你还记得李伯伯家的阳台吗？”他突然开口，声音比窗外的雨还凉，“1997年我去香港，他站在阳台上，指着对面的写字楼说‘启棠，这楼我拿了两层，半年就能翻倍’，当时他眼里的光，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陈文博的手顿在报表上，指尖的温度突然退了。他当然记得——那年他才18岁，跟着父亲去李伯伯家，客厅里堆着没拆的搬家纸箱，李伯母红着眼眶收拾衣服，说“银行要收楼了，只能搬去租屋”。可这些年他总刻意忘了，只记得父亲后来常说“李伯伯太贪”。
“爸，现在是内地，不是香港……”他想辩解，却看见陈启棠从皮夹里抽出字条——纸页比去年更脆了，边缘有几处细小的裂痕，是父亲这些年反复翻看磨的，“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的字迹上，还留着李伯伯当年的茶渍，浅褐色的印子像块疤。
“哪里的市场都一样，只要有‘贪’字，就有坑。”陈启棠把字条放在报表上，正好盖住“松江项目”那栏，纸页轻轻颤了颤，“你看这份数据，”他翻到报表最后一页，指着“松江商铺价格月跌5%”的小字，“上个月还说要涨，这个月就跌了。内地现在多少房企负债率超70%？他们拿地时举牌的疯狂，跟李伯伯当年有区别吗？”
办公室里静下来，只有雨点击打玻璃的声音，偶尔混着楼下街道的汽车鸣笛。陈文博看着报表上的小字，突然想起上个月去广州考察，有个开发商拍地时举牌到面红耳赤，最后以溢价80%拿下，当时他觉得“有魄力”，现在再想，那魄力里藏着的疯狂，跟李伯伯当年没两样。
“那……空置楼层怎么办？”他的声音软下来，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画圈，却没敢写下“松江”两个字。
“租出去，按现在的租金，不涨价。”陈启棠把字条叠成方块，边角对齐皮夹的缝线，动作慢得像在完成一场仪式，“我们做运营，不是做投机。8块5一平，比周边低5毛，能吸引律所、咨询公司——这些企业租期长，不会像散户那样说退就退。”他抬头看墙上的恒基中心平面图，红色标记的空置楼层在灯光下很显眼，“让运营部下周出方案，入住率必须稳住90%，低于这个数，立刻开会。”
陈文博点点头，笔尖在笔记本上写“15-18层招租，优先专业机构”，墨水洇开一小团，像个没说出口的“贪”字。他偷瞄父亲，见陈启棠正把皮夹放回公文包，手指在包内侧的小兜上摸了摸——那个兜是父亲后来特意缝的，只放字条，每次放进去前，都会确认拉链拉严，仿佛怕这张纸跑了，把李伯伯的教训也带跑。
“还有件事。”陈启棠从抽屉里拿出张便签，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写下“每月5号报入住率”，下面画了条粗横线，“你盯着，要是连续两个月低于90%，我们就降租金，哪怕降到8块，也不能让楼层空着。”他把便签递给陈文博，指尖的老茧蹭过便签纸，“1997年香港有个开发商，宁愿让楼空着也不降价，最后资金链断了，楼被银行收了。我们不能走他的路。”
陈文博接过便签，捏在手里，纸角被汗浸湿，有点软。他突然想起刚才进门时，前台小姑娘说的“城西地块溢价50%”，现在再想，那溢价里藏着的，可能就是下一个李伯伯的故事。
一周后，运营部把招租方案送上来——15-18层租给了三家律所，租期三年，租金8块5一平。陈文博拿着方案找陈启棠签字时，助理正好进来汇报：“陈总，松江那两个商铺卖了，买家今天又压价，最后比预期少赚了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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