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雪后初霁。惨淡的日头挣扎着从厚重的云层边缘露出半张脸，将冰冷稀薄的光线吝啬地洒在经历司后院的青砖地上，映着昨夜新积的、尚未被人迹踏乱的皑皑白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却带不来丝毫暖意。空气凛冽清寒，吸进肺里，带着雪后特有的、干净到近乎刺痛的味道，却也瞬间冻僵了鼻腔。
我站在自己厢房门口，深吸一口这冰冷的空气，感受着寒意沿着气管一路下沉，带来一种近乎自虐的清醒。身上穿着那套半旧的靛蓝色公服，外面罩着那件深灰色厚棉披风，腰间的寒铁绣春刀依旧用披风小心掩着，但刀柄露在外面。右腿膝弯处，那熟悉的、混合了酸胀和细微僵硬的“存在感”依旧清晰，但已不再是之前那种深入骨髓、令人举步维艰的阴痛。经过这十几日周先生针药并施、外加那几根“上品参须”的滋养，以及我自身近乎残酷的、隐秘的“打磨”，这条腿终于勉强恢复到了能支撑我以较为正常、至少不显得过于狼狈的姿态，进行日常行走的程度。
今日，是去东厢签押房“协理公务”的第一天。
沈墨昨日已交代清楚，辰时（上午七点）点卯。我没有耽搁，略略活动了一下右腿，感受着筋络在寒冷中轻微的滞涩，然后迈开步子，沿着被清扫出一条窄径的雪地，向东厢走去。脚步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踏在实处，右腿传来的些许酸胀，尚在可忍受的范围内。竹杖被留在了屋里，既然要“协理公务”，自然不能再挂着那东西。
东厢签押房的门开着，里面已有人声。我走到门口，略略驻足。这是一间比我的厢房略大、也更为规整的屋子，靠墙摆着几张陈旧但擦拭干净的书案，上面堆着些卷宗簿册。屋中生了炭盆，炭火不旺，但总算比外面暖和些。此刻，屋内有三人。靠门一张书案后，坐着个年约三旬、面皮白净、留着短须的书办，正低头翻阅着一本账册。他对面，是个更年轻些的吏员，在埋头抄写着什么。靠里一张较大的书案后，则是个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吏，正慢条斯理地整理着几份文书。
听到脚步声，三人都抬起头来。看到是我，那年轻吏员眼中闪过一丝好奇，随即低下头去。白面书办则放下账册，脸上迅速堆起职业性的、略显疏离的客气笑容，起身拱手：“杜经历来了，快请进。外头天寒。”
那老吏也摘下眼镜，对我微微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平静无波，是那种在衙门里待了一辈子、看惯了人来人往、升迁贬谪的漠然。
“有劳。”我微微颔首，迈步走进屋内。炭火的暖意和一股混合了墨锭、纸张、灰尘以及淡淡体味的、衙门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沈墨不在。
“沈书办去前面衙署回事了，嘱咐卑职等在此等候杜经历。”那白面书办引我到靠窗一张空着的书案后，案上已备好了笔墨纸砚，还有一摞不算太厚的文书卷宗。“杜经历初来，不妨先熟悉一下。这些是近日需要归档核验的部分往来文书摘要副本，以及一些往年的归档卷宗样例。杜经历可先看看，若有不明之处，随时可问卑职，或请教赵老。”他指了指那位老吏。
“多谢。”我在书案后坐下，右腿在屈伸时传来轻微的酸胀。我将披风解下，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的公服和腰间的刀柄。这个动作，让那年轻吏员又偷偷瞥了一眼。
“卑职姓陈，单名一个‘安’字，是经历司的书办。这位是赵老，掌司中档案多年，最是熟悉。”陈安又介绍了一下，然后便坐回自己位置，继续看他的账册，不再多言。那赵老也重新戴上眼镜，低头整理文书，仿佛我不存在。
屋内一时只剩下炭火偶尔的噼啪声，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翻动卷宗的轻微声响。气氛沉闷而刻板，是标准的衙门办公场景。
我定了定神，将目光投向面前那摞文书。最上面是几份最近几日从通政司、应天府等处转来的例行公文摘要副本，内容依旧是官员任免、钱粮奏销、灾异治安等陈词滥调，与我之前在厢房里看到的并无二致。下面，则是几本看起来年代更久些的蓝皮簿册，封面上写着“崇祯二年南城兵马司刑案归档总目”、“天启七年南京各卫所屯田清册”等字样。再下面，还有几卷用细绳捆扎着的、纸张泛黄发脆的旧文书，似乎是某些陈年旧档的零散抄件。
看来，沈墨（或者说徐镇业）给我安排的“公务”，就是从这些最枯燥、最安全、也最不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归档核验”和“熟悉旧例”开始。这在意料之中。也好，至少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和场所，来接触这些文书，观察这些“同僚”。
我拿起最上面那份崇祯二年的归档总目，随手翻开。里面按照月份、案由，简要记录着一些早已了结的盗窃、斗殴、田土纠纷等案件，条目简洁，只有时间、地点、事由、处理结果，没有细节。目光机械地扫过，试图从中找到任何可能与“码头”、“货栈”、“船”、“北地”等关键词相关的记录。偶尔能看到一两起“码头力夫斗殴”、“货栈失窃”的记载，但也仅是寥寥数语，看不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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