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盯着那碗药,突然笑了:“我写,我写还不行吗?”他被铁链锁在书案前,握着笔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写下的密令却字字清晰:“正月初十,速来福州府衙议事,有要事相商——耳东”
密令由吴燕殊的信鸽分送各地。长江以南的州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耳东会”的头目:泉州的盐商苏猛,手里握着元军的粮草通道;建瓯的秀才赵文,表面教蒙学,实则给元军画地形图;漳州的船老大林三,每趟船都给孛罗送义军的动向……算下来,竟有三十七个头目。
正月初十这天,福州府衙外的茶馆里坐满了“客人”。泉州的苏猛穿着貂皮袄,身后跟着四个保镖,腰间鼓鼓囊囊的;建瓯的赵文摇着折扇,装作吟诗作对,眼睛却总瞟着府衙的侧门;漳州的林三更直接,扛着个酒坛,说是给“耳东大人”贺岁,坛底却藏着把短铳。
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进陈宜中府邸,刚穿过月洞门,就听见身后“哐当”一声——大门被锁死了。苏猛刚要拔刀,郭虎的士兵已从假山后杀出,突火枪的枪口对着他的脑门:“别动!”赵文想翻墙,却被黄丽的箭钉住了袍角,摔了个四脚朝天;林三的酒坛摔在地上,滚出的不是酒,是火药,雷芸冷笑一声,手里的火把差点扔过去。
三十七个头目,没一个漏网。审问时,苏猛还想狡辩,直到陈宜中被带出来,他才瘫在地上:“我招……泉州的粮仓在城南的破庙里,钥匙在我小妾手里……”
赵文则哭着说:“我是被逼的!元军抓了我女儿……”却被吴燕殊的小白鼠打脸——从他袖中拖出的密信里,写着“可趁夜袭杀文天祥”。
林三最硬气,梗着脖子说:“要杀便杀,老子不怕!”直到阿黎把他给孛罗的密信拍在他脸上,信里写着“正月十五,烧福州粮仓”,他才蔫了,供出漳州的元军暗哨藏在渔船上。
审完这些头目,我让人按名单画出地图,长江以南的“耳东会”网络,像条毒蛇被摊在纸上,每个节点都被标得清清楚楚。“传令下去,”我指着地图,“每个州县派一个特战骑兵大队,按名单锄奸!”
特战大队的骑兵们早已待命。石敢当带着一队往泉州,马蹄踏过泉州的青石板时,百姓们涌出来指路:“苏猛的小妾在怡红院!”“破庙的粮仓有三层地窖!”他们抄了苏猛的家,搜出的元军密信堆了半屋,解救的被抓百姓里,竟有文天祥的远房侄子。
建瓯的赵文家被抄时,蒙学的孩子们举着石头砸他:“坏人!你教我们认蒙古字,是想让我们忘了大宋!”士兵们从他书房的墙里,挖出了三十多张建瓯的布防图,每张都标着义军的粮仓和兵营。
漳州的林三被抓后,渔婆们划着小船,带着士兵们搜遍了海湾,找出了十二艘藏着元军的渔船。有个渔婆指着船底的暗格,激动地说:“就是这些船,上个月运走了咱们的盐!”
不到半月,长江以南的“耳东会”被连根拔起。元军突然成了瞎子聋子,义军的动向再也传不出去,孛罗的骑兵在山林里瞎闯,好几次掉进我们挖的陷阱。
文天祥的亲笔告示贴满了各州县城墙,上面写着:“凡揭发奸细者,赏粮五石;愿从军者,优先录用。”百姓们纷纷响应,有个老农牵着牛来,说:“我儿子死在元军手里,我替他从军!”有个秀才背着书箱,说:“我会画画,能给义军画地图!”
特战骑兵大队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从最初的七千多人,变成了三万大军。石敢当的突火枪队添了新丁,有铁匠的儿子,有猎户的女儿,练枪时的齐射声,能惊飞半里地的鸟。
福州府衙的灯笼又亮了起来,这次却映着笑脸。文天祥握着我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人踏实:“刘云,你这一手,比打赢十场仗还管用。”吴燕殊的银狐趴在他脚边,嘴里叼着刚从奸细窝里搜出的玉佩,像是在邀功。
我望着窗外的夜空,福州城的灯火比星星还密。剑在鞘里轻鸣,像是在和远处的练兵声应和。“耳东会”的根被拔了,但元军还在,孛罗还在,这场仗还得打下去。
只是此刻,握着剑的人更多了。茶馆老板的儿子,会在给士兵送茶时听军情;渔婆的女儿,能在摇橹时分辨元军的船;连城隍庙的小和尚,都学会了给信鸽系密信。
长江以南的土地上,锄奸的刀还在挥,练兵的号子还在喊。我知道,只要这些声音不停,大宋就不会亡。剑刃上的霜花在烛火下融化,滴在地上,像颗刚落下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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