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五，年关的气氛渐渐冲淡了京城的肃杀，各衙门口开始悬挂灯笼，往来官吏的脸上也多了几分节前的松懈。然而翰林院中，依旧是纸墨沉静，编修校勘的活计并未因年节而稍有停歇。
杨士奇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今日，他需与礼部主客清吏司的官员一同核校明年春季琉球、暹罗等藩国朝贡的详细仪注与贡品清单。这是一项繁琐却必要的公务，亦是翰林院份内之事。
他早早来到礼部衙门，在主客清吏司的直房里，与几位相熟的郎中、主事寒暄几句，便埋首于堆积的文书之中。阳光透过高窗，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也照亮了卷宗上密密麻麻的字迹。
他的心思，却并非全在那些冠冕堂皇的仪注流程上。在核对琉球贡使随行人员名单及所携“附搭货物”清单时，他状似随意地提起：
“王主事，近年闽浙海商随贡贸易者似乎愈发多了，这名录验核、货物抽解，贵司怕是愈发繁忙了吧？”他语气平淡，如同闲话家常。
那王主事是个四十余岁的老实官员，闻言苦笑道：“杨侍讲明鉴，何止是繁忙，简直是纷乱。有些海商背景复杂，与地方官府、乃至京中某些勋贵都牵连颇深，其附搭货物往往夹带私货，名目繁多，查验起来甚是棘手。稍有不慎，便可能得罪了人。”
“哦？”杨士奇抬起眼，露出恰到好处的讶异与好奇，“竟有此事？杨某终日埋首故纸，倒是不知外间商事已如此盘根错节。却不知，近年来，可有哪几家闽浙海商风头最盛，或是……行事最为‘活络’？”
王主事不疑有他，只当是翰林学士对实务感兴趣，便压低了声音道：“风头盛的，无外乎那几家。福州林家、泉州陈氏、宁波的沉家船行，都是几代人经营，树大根深。至于行事‘活络’的……”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近来倒是有一家‘永昌号’，崛起极快，东家姓钱，名福，原本根基不算太厚，但据说极善钻营，与琉球、甚至倭国那边的海客都颇有往来，其船队常走些非比寻常的航线，获利极丰。只是……风评似乎不太好，有传言说其船行些‘黑水’生意。”
永昌号！钱福！
杨士奇心中默记，面上却不露分毫，只澹然道：“原来如此。商事如水，顺势而下，难免泥沙俱下。贵司执掌关隘，责任重大，辛苦了。”
他将话题重新引回朝贡仪注的细节上，仿佛刚才的询问只是兴之所至。但在接下来的核校中，他格外留意了所有与“永昌号”及东家“钱福”相关的记录。然而，在官方的朝贡文书里，关于具体商号的记载并不多，更不会涉及敏感内容。
他知道，仅凭这些，远远不够。
公务间歇，他借口更衣，走出直房，在礼部衙门的廊庑下踱步。目光扫过一排排存放归档文书的架阁库房。他知道，更详细的海商备案、货物勘合记录，包括一些地方呈报的、涉及海商“不法情事”的零星卷宗，都封存在这些库房深处，非经特殊程序，不得调阅。
他无法直接调阅。但他记得，翰林院有时因编修史志或《大典》需要，可以凭条陈申请查阅部分已归档的、非核心机密的旧档。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返回翰林院后，他仔细斟酌措辞，写了一份条陈，言明为考订《大典》中“市舶”、“海贸”相关条目，需参考近年来礼部存档的、关于东南海商管理与朝贡附搭贸易的一般性案例文书，以为佐证。他刻意将范围限定在“一般性案例”，避免触及敏感个案，并将目的包装为学术研究。
这份条陈经由翰林院掌院学士转呈礼部。流程走得不算快，但也未受阻碍。在腊月二十这日，批文终于下来，准许他限时在礼部架阁库查阅相关非密档册。
再次踏入礼部架阁库，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和防虫药草混合的气味。库吏按批文指定的范围，搬来了几大摞积满灰尘的卷宗。杨士奇谢过库吏，在一张僻静的书案前坐下，开始了又一轮的沙海淘金。
这些卷宗确实大多是些程序性的记录，或是些无关痛痒的纠纷案例。他耐着性子，一份份翻阅，目光锐利如鹰隼，不放过任何可能与“永昌号”、“钱福”，乃至“潜蛟岛”相关的蛛丝马迹。
时间一点点流逝，库房内光线昏暗，只能依靠窗外投入的冬日微光和桌案上的一盏小油灯。库吏早已退到门外打盹，室内只剩下他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就在他几乎要将这批卷宗翻阅殆尽，心中渐生失望之时，手指在一份来自浙江市舶司的、关于某次琉球贡船随行商舶“夹带违禁”事件的核查回复附件中，触到了一点异样。这份附件是几张粘连在一起的货物清单副本，在其中一页的背面，靠近装订线的位置，有人用极淡的墨迹，写下了一行小字，若非对着灯光仔细辨认，几乎无法察觉：
“永昌号钱福，疑与‘潜蛟’有染，其货常经此转运，然查无实据。其人结交广泛，闽浙官场多有呼应，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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