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五日，安庆城破。
安庆城北门楼上，象征太平天国圣库的黄旗被粗暴地扯下，一面沾满血污的湘军“曾”字帅旗被升起，在带着焦糊味的秋风中猎猎作响。在弥漫着焦糊与血腥的秋风中，猎猎作响。这旗帜的每一次翻卷，都仿佛在无声宣告：这座被围困、被争夺、被蹂躏了近一年的长江锁钥，终于易主。
城，已不似城。断壁残垣如同巨兽嶙峋的肋骨，支棱在焦黑的土地上。未熄的余烬在瓦砾间明灭，吐出带着肉焦味的青烟。尸体堆积如山，来不及掩埋的，在初秋尚有余温的空气里迅速腐败，引来成群的乌鸦，聒噪着盘旋不去。侥幸存活的百姓，蜷缩在废墟的阴影里，眼神空洞得像被掏空的枯井，恐惧地窥视着那些身着号褂、手持利刃的胜利者。
数日后，一艘官船在安庆码头靠岸。船身吃水颇深，显是载着重要人物。舱门打开，在两列持枪肃立、眼神锐利的亲兵护卫下，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踏上了这片刚刚经历炼狱的土地。
他身着簇新的二品锦鸡补服，身形比围城时更显清癯，面容沉静如水，不见攻克巨城的狂喜，唯有一双深邃的眼眸，凝望着眼前的惨景，沉淀着难以言喻的沉重与责任。他没有乘轿，拒绝了曾国荃等人备好的马匹，执意步行。
“涤帅，城内污秽不堪，恐污了您的靴……”曾国荃上前一步，低声劝阻。
曾国藩摆了摆手，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无妨。此城之痛，本督需亲身体味。”
他迈开步子，踏进了安庆的伤口。鞋底踩过碎砖瓦砾，发出刺耳的声响；偶尔，坚硬的触感隔着薄底官靴传来，那是未能清理的骸骨。浓烈的尸臭混合着硝烟和焦糊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他走过曾是繁华街市的所在，如今只剩残破的门框和烧得黢黑的梁柱。一个蜷缩在角落的老妪，怀中抱着早已冰冷的幼童，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这位一品大员，没有哀求，只有死寂。
曾国藩的脚步未曾停顿，但眉头越锁越紧，下颌的线条绷得如同刀刻。曾国荃、曾国葆、彭玉麟、杨载福等将领紧随其后，无人敢出声，只听得见沉重的脚步声和远处零星清理废墟的声响。
“行辕设在何处？”良久，曾国藩才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回涤帅，按您之前的吩咐，设在……设在原伪英王府。那里屋舍尚算完整。”曾国荃连忙回答。
“伪英王府……”曾国藩低声重复了一遍，目光投向那片在废墟中相对完好的建筑群，眼神复杂，“好。即日起，两江总督行辕、湘军大营，移驻安庆！此地，便是我等规复江南之基石！”
英王府的匾额早已被摘下，换上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行辕”的牌匾。府内，战争的痕迹依稀可见，但已被迅速清理。曾国藩并未急于处理堆积如山的军报，他坐镇中堂，一道道命令如同流水般发出，目标只有一个：在这片焦土之上，重新建立秩序与生机。
湘军士卒不再是单纯的杀戮者，他们被分派了新的任务：清理尸骸。一车车被草席包裹或直接堆叠的尸体，在城外挖掘的巨大深坑中被掩埋或焚烧。浓烟数日不绝，空气中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更加浓烈，却也意味着瘟疫的威胁在降低。
废墟的清理也在艰难进行。瓦砾被运走，断墙被推倒，勉强清理出可供通行的道路。曾国藩严令各营：“入城之兵，敢有再行掳掠、奸淫、滥杀无辜者，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告示张贴在残存的墙垣上，字字如铁。虽然刀锋下的秩序令人胆寒，但一些面黄肌瘦的百姓，终于敢在士兵的监视下，走出藏身地，在清理出的街角，用颤抖的手摆出几件破旧家当，或是一小捆捡来的柴火，开始了战战兢兢的“营生”。
安庆的城墙是它的命脉。曾国藩亲自巡视破损处。巨大的豁口处，民夫在湘军工头的皮鞭呼喝下，肩挑手扛，将沉重的条石和城砖重新垒砌。号子声取代了喊杀声，在城头回荡。炮位重新被部署，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城外空旷的原野，也指向城内尚未平息的暗流。巡逻的湘军士兵，踏着新铺就的石板路（有些石板缝隙里还渗着暗红），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角落。
保甲册被重新启用。衙门的书吏在残破的府衙内点着油灯，登记着劫后余生者的姓名、住址（一片废墟中的“住址”）。盘查、搜捕、甄别……针对太平军散兵游勇和“附逆者”的清剿，在高压下进行，为这座城披上了一层铁血的外衣。
安庆码头，重新喧闹起来。湘军的水师战船巡弋江面，但更多的，是悬挂着“粮”字旗、“饷”字旗的民船官船。这里是新的生命线。曾国藩将这里打造成庞大的后勤中枢。粮台高耸的仓廒迅速被填满，来自两湖、江西的稻米；军械所内，工匠叮叮当当修复着刀枪，铸造着炮弹；火药局的位置远离民居，戒备森严；船厂的船坞里，受损的战船和急需的运输船正在加紧修补、打造。安庆，重新成为长江航运的关键节点，为湘军这台战争机器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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