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城被湘军如同铁桶般围困，绞索日益收紧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般飞向天京（南京）。太平天国高层在焦灼中再次祭出了曾经成功击破清军江南大营的“法宝”——围魏救赵。这一次，他们的目标锁定了长江上游的重镇，湖北省会武昌。
战略部署很快下达：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这两位天国后期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各自率领主力兵团，沿长江南北两岸分进合击，会师武昌城下！意图非常明确：攻敌之所必救！迫使围攻安庆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分兵回援，从而为安庆解围创造战机，甚至可能复制江南大营崩溃的辉煌胜利。
然而，这个看似精妙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
天国的决策者们忽略了一个冷酷的现实：曾国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会被轻易调动的将领。就在不久前，英法联军兵临北京，皇帝仓皇北狩，社稷危如累卵，朝廷连下血诏严令其北上勤王！在那等关乎国本存亡的滔天压力下，曾国藩都顶住了，甚至不惜以“拖”字诀和写遗书的姿态硬扛，最终等来了安庆破城的曙光。皇帝的安危尚不足以撼动他拿下安庆的决心，一个武昌，又岂能让他方寸大乱？
更关键的是，湘军水师在杨载福（岳斌）、彭玉麟的指挥下，已牢牢控制了安庆至武汉的长江航道。即便太平军真能攻下武昌（这本身也非易事），只要湘军水师还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就依然是清军畅通无阻的生命线，后勤补给、兵员调动依然可以高效运转。武昌的得失，对安庆前线湘军的后勤命脉，远不如江南大营时期那么致命。曾国藩完全可以坐镇安庆前线，冷静地看着太平军主力在武昌城下消耗，而自己则继续收紧套在安庆脖子上的绞索。
1860年10月，英王陈玉成率先行动，率领麾下数万精锐（以百战老兵为主），浩浩荡荡沿长江北岸向湖北进发，意图执行“围魏救赵”的第一步。然而，当大军行至皖北地界，距离安庆战场尚不算遥远时，陈玉成望着身后被围困的安庆方向，听着探马不断回报湘军壕沟壁垒日益坚固的消息，一股难以抑制的焦虑和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
安庆，不仅是天国的西线重镇，更是陈玉成自己的根基之地！他无法坐视自己的“家”被一点点勒死。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并迅速占据上风：何必舍近求远？不如先就近扫清安庆外围的威胁，特别是那几枚钉在安庆侧翼、阻断援路的毒刺！若能击溃多隆阿、夺回枞阳，安庆之围立解，岂不更直接、更痛快？
于是，陈玉成做出了一个改变整个战役走向的决定：暂停西进武昌的计划，就地转兵，先解决皖北的湘军据点！
目标一：桐城外的“铁砧”——多隆阿！
陈玉成大军如狂飙般扑向桐城外围，挂车河畔。他看到了多隆阿那座在阳光下闪着死亡寒光的“硬寨”。壕沟深阔，壁垒高耸，鹿砦拒马层层密布，营门错落，防御体系近乎完美。但陈玉成对自己的百战精锐有着绝对的信心！他指挥大军发起了猛攻，试图以人海战术和悍不畏死的冲锋，撕开这道铁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湘军依托深沟高垒，火枪排射如同死神的镰刀，每一次齐射都扫倒一片冲锋的太平军。太平军勇士的勇猛在绝对防御工事和密集火力面前，显得悲壮而徒劳。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却连最外围的壕沟都无法有效突破。多隆阿如同磐石般岿然不动，甚至组织了几次凌厉的反冲击，将疲惫的太平军前锋击退。陈玉成连续猛攻数日，除了在湘军壁垒前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外，一无所获。多隆阿的“硬寨”，成了陈玉成无法逾越的叹息之壁。
目标二：水路锁喉点——枞阳镇！
桐城方向受挫，陈玉成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关键点——扼守安庆水路命脉的枞阳镇。此时镇守枞阳的，是降将韦俊。陈玉成对韦俊怀有深刻的鄙夷与仇恨（因其兄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的行为），更认为一个叛徒的部队，士气必然低落，是相对容易拔除的目标。
陈玉成挥师直扑枞阳。他命令部队猛攻枞阳城墙和水门，攻势如潮。然而，他低估了韦俊为了在新主子面前证明自己而迸发出的凶悍，更低估了湘军水师的力量！
韦俊深知枞阳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无路可退。他率领部下死战不退，依托枞阳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更关键的是，杨载福的湘军水师舰队就游弋在附近的江面和破岗湖上！当陈玉成猛攻枞阳时，湘军水师的炮舰迅速驶近，侧舷炮窗洞开，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攻城太平军的侧翼和后方。
“开炮！”杨载福冷酷下令。
“轰！轰轰轰——！”猛烈的炮火如同冰雹般砸入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队列。实心弹在人群中犁开一道道血肉胡同，霰弹则像死神的镰刀横扫一片。同时，韦俊也趁势率军从城内杀出，进行反冲锋。水陆夹击之下，陈玉成的攻城部队瞬间陷入混乱，伤亡惨重。他试图组织反击，但在湘军水师精准而强大的火力压制下，任何集结的企图都招致更猛烈的炮击。最终，陈玉成不得不含恨下令撤退，枞阳镇依旧牢牢掌握在湘军手中，安庆的水路咽喉被锁得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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