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刚进七月,燥热便如同黏稠的糖浆,裹挟了整座小城。阳光白晃晃地炙烤着县城汽车站坑洼不平的水泥地,蒸腾起一股混合着汽油、尘土和汗水的复杂气味。
李腾提着一只沉重的旧皮箱,随着稀疏的人流,有些踉跄地迈出了那辆浑身作响的老旧长途汽车。车厢里密闭了近三个小时的浑浊空气,几乎让他窒息。站在车站门口,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故乡熟悉的、带着些许煤烟和植物清冽的气息涌入肺腑,却难以抚平他心头那股难以名状的焦躁与茫然。
他,李腾,二十二岁,刚从省城的东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年的象牙塔生活,浸润了足够的书生意气和浪漫理想,曾梦想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者至少,也能在红星县的机关大院里,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挥斥方遒。然而,现实却在他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显露出它坚硬而粗糙的棱角。
人事局那间充满霉味和文件灰尘气息的办公室,仿佛还在眼前。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眼镜的老办事员,从厚厚的花名册上抬起眼皮,淡漠地扫了他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派遣证,用一种近乎呓语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腔调说:“李腾?嗯,师范中文……好,好。青林镇政府,党政办公室。去吧。”
“青林镇?”李腾当时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那是红星县里最偏远的山区乡镇,地图上蜷缩在县域最边缘的褶皱里,素有“穷山恶水”之名,是干部们私下谈论起来都会摇头苦笑的地方。
老办事员似乎对这种反应司空见惯,他用手指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风雨的麻木,又或许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大学生,下去锻炼锻炼,好事情。基层最缺你们这样有文化的笔杆子,前途……远大着呢。”那“远大”二字,说得轻飘飘的,落在李腾耳中,却像两块冰冷的石头。
他没有再问,也没有资格争辩。分配方案是铁板钉钉的事,犹如命运的判决。他默默地办完了所有手续,拿着那张盖着鲜红大印、决定了他未来去向的薄纸,走出了县委大院那略显陈旧却依旧威严的大门。
此刻,他站在汽车站门口,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县城比他四年前离开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几栋新起的贴了白瓷砖的楼房,像蹩脚的补丁,镶嵌在大片灰扑扑的旧建筑之中。主干道上偶尔驶过的吉普车和拖拉机,卷起阵阵尘土。街边的店铺大多低矮昏暗,收音机里播放着聒噪的地方戏曲或含糊不清的新闻。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缓缓漫过他的心田。省城的宽阔马路、明亮橱窗、图书馆里的墨香、校园林荫道上的高谈阔论……一切都像褪色的旧梦,被眼前这幅粗糙、质朴,甚至有些落后的故乡图景所取代。
他提了提手中沉重的皮箱,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塞得最满的是他大学四年积攒下来的书籍和笔记。这是他仅有的、能与过去维系的精神财富。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记忆中那个位于城西、可以提供去往青林镇班车的地方走去。他知道,通往青林镇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错过了,就得在这县城再滞留一天。
去往青林镇的售票点,设在一个简陋的、用石棉瓦搭顶的棚子里。售票窗口只有一个,木板的窗口边缘被磨得油光发亮。窗口前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伍,大多是挑着担子、背着背篓的农民,穿着沾满泥点的蓝布或灰布衣裳,脸上刻着风霜与疲惫的痕迹。他们用李腾熟悉的、却又觉得有些隔阂的土话大声交谈着,内容无非是收成、物价或者家长里短。李腾穿着干净的的确良白衬衫和一条半新的蓝裤子,站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轮到他的时候,他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几块钱,递进窗口。“一张,去青林。”窗口里面坐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年妇女,头也不抬,撕了张票,连同找零的几张毛票一起推出来,动作麻利得近乎粗暴。“一点半发车,那边等着。”她指了指棚子外一片空地上停着的几辆破旧客车。
李腾道了声谢,拿起票,走到那片空地上。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晒得他头皮发烫。他找到那辆标着“县城—青林”字样的解放牌大客车。车身布满泥点,油漆剥落,车窗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有的地方还用透明胶带粘着裂缝。车顶的行李架上,已经堆放着一些麻袋、竹篓,甚至还有两只被捆住脚、不停扑腾的母鸡。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司机不知去向。李腾把皮箱放在脚边,靠在滚烫的车身上,茫然地打量着四周。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紧紧攫住了他。青林镇,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他想起毕业前夕,和同学们在宿舍里,就着劣质白酒,慷慨激昂地讨论国家前途、人生理想。那时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可转眼之间,他却像一颗被随意投掷的石子,落向了这个名为“青林”的、未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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