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散去后的村委会院子，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风卷着黄土掠过墙面，把倡议书的边角吹得哗哗作响，像在重复着那些质疑的话语。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那张被攥出褶皱的筹款方案，纸页上的字迹仿佛都在嘲笑我的天真。
王书记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泽岚，别往心里去。” 他的声音里带着理解，“老人们不是故意刁难你，他们是被伤怕了。”
我点点头，却没说话。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的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回到窑洞，我摊开笔记本，把村民们提到的过往一桩桩记下来：五年前的机井骗局，十年前的烂尾水库，还有那些来了又走的干部，留下的承诺比黄土还多。这些经历像一道道伤疤，刻在李家坳村民的心上，也难怪他们对我的修路计划充满怀疑。
傍晚时分，我又去了村东头的老奶奶家。她正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晒玉米，看见我来，愣了一下，然后往屋里让：“李书记，进来喝口水吧。”
坐在昏暗的窑洞里，看着墙上贴着的孙子奖状，我终于忍不住问：“大娘，您是不是也觉得我修不了这条路？”
老人叹了口气，给我倒了碗热水：“孩子，不是大娘不信你。五年前那个技术员来的时候，说得比唱的还好听，说打了机井咱就不用靠天吃饭了。俺家攒了半年的钱，把养老钱都拿出来了，结果呢？井没打成，人跑了，钱也没影了。从那以后，村里再有人说要干啥大事，俺们都怕了。”
她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我突然明白，村民们的不信任，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经历了太多失望，不敢再轻易相信承诺，因为每一次失望带来的伤痛，都可能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离开老人家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走在土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显得村庄寂静。我想起卖豆腐的张婶说的话，她丈夫在外面打工挣点辛苦钱，经不起折腾。对于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他们不敢轻易冒险，更不敢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刚来的年轻人身上。
回到村委会，王书记还在等着我。他给我留了晚饭，一碗玉米粥和两个窝头。“泽岚，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他坐在我对面，“但你要理解他们。咱农民过日子，讲究的是实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承诺，他们不敢信。”
我喝着玉米粥，心里渐渐亮堂起来。是啊，他们要的不是漂亮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王德山老汉说得对，他知道修三公里路需要多少石头多少水泥，知道请一台压路机一天多少钱。他不是在刁难我，而是在用他的方式提醒我，修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重新修改修路方案。这一次，我没有只谈资金来源，而是把需要的材料、人工、工期都一一列出，甚至算了一笔详细的账，告诉村民们每一分钱都会花在明处。我还决定，先从村委会门口的那段路开始修，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我把修改后的方案贴在倡议书旁边。村民们路过时，都停下来看，虽然还是没什么表情，但眼里的怀疑似乎少了一些。那个小女孩又来看了，她指着方案上的数字，小声问我：“李书记，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说：“是真的。等路修好了，你爸爸就能开车回来陪你过年了。”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跑开了。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个承诺实现。我知道，要赢得村民的信任，不能靠嘴说，只能靠行动。我要让他们看到，我不是来镀金的，而是真心实意想为李家坳做点实事。
李泽岚和王书记打了声招呼就去了县城，因为他一定要把这条路修起来。
通往县城的班车要等两个钟头，我索性拦了辆拉煤的拖拉机，坐在颠簸的车斗里，黄土和煤渣混着晨风往嘴里钻，刚洗的衬衫没一会儿就蒙上了灰。手里的方案被我按在膝盖上，纸页边角被拖拉机震得发卷，像只不安分的蝴蝶。
县交通局在老政府大院的三楼，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算盘珠子碰撞的脆响。我敲了三次门，才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抬头：“找谁？”
“同志您好，我是李家坳的大学生村官李泽岚，想申请修路资金。” 我把方案递过去，手指因为紧张有些发颤。男人扫了眼封面，随手往桌上一搁，继续拨弄算盘：“今年的指标早就下来了，各乡镇都在抢，你们村排不上号。”
“可我们村的路真的急需修缮，救护车都开不进去。” 我急忙翻开方案里的照片，“您看这路，下雨就泥泞不堪，农产品运不出去……”
“哪个村的路不急需？” 他打断我，笔尖在报表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全县一百多个行政村，个个都来要资金，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回去等通知吧。” 最后四个字像块石头，把我到了嘴边的话全堵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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