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的春天，被一场前所未有的、肃杀的政治寒流彻底冰封。
太子朱标的薨逝，如同一道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口，深深刻在了帝国的肌体之上，也刻在了垂垂老矣的皇帝朱元璋心头。
最初的、铺天盖地的白色悲伤尚未褪去，一股更加阴冷、更加酷烈、带着浓郁血腥味的暗潮，便已从紫禁城的最深处，悄然涌动，并以惊人的速度，向着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蔓延开来。
国丧的哀乐还在耳边萦绕，焚烧纸钱的烟味尚未散尽，但朝堂之上的气氛，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悲痛，正在被一种更深沉、更令人窒息的东西所取代——那就是恐惧。
朱元璋，这位刚刚承受了丧子之痛的帝王，其悲痛并未转化为颓丧，反而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冷酷到极致的理性，迅速转化为行动。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太子的仁厚，在某些时候是优点，但在一个弱肉强食、危机四伏的帝国继承环境中，却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皇太孙朱允炆年幼且性格更为柔善，他若想坐稳这万里江山，就必须在他这个皇祖父闭上双眼之前，为他扫清一切潜在的、甚至仅仅是“可能”的威胁。
这份深沉到近乎扭曲的“爱”，驱使着朱元璋，要用最残酷的方式，为他的孙子打造一个“安全”的帝国。
清洗，早已在暗中酝酿，如今，借着国丧的余哀，正式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其范围，正如林霄所预感的那般，远远超越了蓝玉案，不再仅仅局限于骄横的武将勋贵，而是如同一条无声无息的毒蟒，悄然缠向了文官体系、地方大吏、乃至任何与旧东宫有过密切往来、或仅仅是因其才干和声望而可能对幼主构成“潜在威胁”的文武官员。
最初的征兆，来自于都察院和锦衣卫的异常活跃。
往日里，这些天子鹰犬虽也令人畏惧，但行事总还披着一层“依律办事”的外衣。然而此刻，他们的行动变得愈发频繁且不加掩饰。
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缇骑，马蹄声在夜晚的街道上响起得越来越密集，往往直奔某位官员的府邸，破门而入，宣读一份语焉不详却足以定人生死的谕旨，然后将面如死灰的主人带走，留下一府惊惶失措的眷属和仆人。
都察院的御史们，弹劾的奏章雪片般飞入宫中，罪名往往并非确凿的贪腐或谋逆，而是更加模糊、更容易罗织的“结党营私”、“心怀怨望”、“辅导东宫不力”、“治家不严”甚至“诗文谤讪”。许多官员昨日还在朝堂上为太子痛哭流涕，今日便已身陷囹圄圄，家产抄没，亲族流放。
这股寒流，无情地冲刷着翰林院这座往日相对超然的“清贵之地”。尽管掌院学士孙耀宗依旧称病不出，试图以这种方式躲避风头，但灾难还是降临了。
一位资历颇老、以学问渊博着称的侍讲学士，只因曾在东宫为太子讲过几次《春秋》，且其门生故旧中有几人与已故的凉国公蓝玉有过诗酒唱和，便被锦衣卫连夜从家中带走，罪名是“暗通逆党，窥探东宫”。另一位与太子妃家族沾点远亲的修撰，也被革职查办，家产充公。
整个翰林院，顿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往日里高谈阔论、吟诗作赋的风雅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和彼此之间高度警惕的疏离。官员们点卯之后便缩在自己的值房内，非必要绝不外出，即便相遇，也只是匆匆交换一个恐惧的眼神，绝不多言半句。
林霄身处其中，感受着这日益浓重的恐怖氛围。他升任侍读时间不长，与太子直接的、公开的往来极少，仅有那次关于藩王策的奏对，但那次是奉旨而行，且内容隐秘。
然而，他“简在帝心”的恩宠和淮西立下的“干才”之名，在此刻却成了双刃剑，极易引来猜忌——陛下是否会认为他借此结好东宫？或有其他不臣之心？孙耀宗那日的“提点”言犹在耳，此刻听起来更像是不祥的预言。
他严格遵循着与苏婉商议的策略，将自己深深埋入《洪武大典》的编纂工作中，几乎是废寝忘食地校勘书稿，整理文献。
他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沉静，都要专注于“学问”，对外界的风波仿佛充耳不闻。每日准时点卯、散值，言行举止谦卑谨慎到了极点，对任何同僚的试探或抱怨，都报以沉默或引开话题。他甚至刻意在几份校勘稿中，留下了一些无伤大雅、稍加核查便能发现的小疏漏，然后“惶恐”地向上官请罪，完美地扮演着一个沉溺书海、不通世务、甚至有些“迂腐”的书生形象，竭力淡化自己身上“能吏”的标签。
然而，暗地里，他的警惕性提到了最高。他通过苏婉留下的极其隐秘的渠道，密切关注着外界的动向。
消息不断传来，每一个都让人心惊肉跳：某位侍郎下狱了，某位都督被夺爵圈禁了，某位封疆大吏被锁拿进京了……清洗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规模之大，牵连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朱元璋似乎陷入了某种偏执的状态，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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