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那一巴掌的火辣劲儿，过了两三天才慢慢消下去，肿是消了，但留下几道淡淡的紫红色指印，凑近了还能看清。嘴里破的地方结了痂，吃饭喝水都扯着疼。我照镜子的时候，尽量不去看那半边脸，可心里头的伤，比脸上的深多了，一抽一抽地疼。
日子就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被婆婆王桂花的骂声抽着，不停地转。天不亮起床，生火、做饭、喂猪、喂鸡、打扫、洗涮……活儿一件摞着一件，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张左明自打那天输了钱打了我之后，更是成了脱缰的野马，整天不见人影，不是在外头赌钱，就是跟他那帮狐朋狗友喝酒吹牛，偶尔半夜醉醺醺地回来，带着一身劣质烟酒的气味倒头就睡，连碰都懒得碰我一下。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感到更深的悲哀。
婆婆的挑剔变本加厉。粥熬稠了嫌糊嘴，熬稀了骂浪费水；菜炒咸了说齁死人，淡了又说没滋味。我扫地扬起灰，她骂我存心呛死她；我安静待着，她又说我看样子就是个懒坯。我像个惊弓之鸟，在她面前大气不敢出，做事小心翼翼，可无论怎么做，似乎都逃不过一顿数落。那个家，除了干不完的活，就是令人窒息的压抑。大伯子张左腾还是时常过来，依旧不怎么说话，蹲在墙根喝酒，偶尔投过来一瞥，那眼神总让我脊梁骨发冷，不由自主地想起箱子底那把杀猪刀。
唯一能让我喘口气的，是夜里。等他们都睡了，我躺在冰冷的床板上，听着旁边震耳的呼噜，才能偷偷想一想娘家，想一想爹娘，想一想弟弟吴宏塞给我的那个烤红薯的温热。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第二天一早，又得在婆婆砸门声中，把所有的委屈和眼泪硬生生憋回去，换上那副麻木的面具。
转眼就到了回门的日子。按我们这儿的规矩，出嫁的闺女第三天要带着新女婿回娘家认亲。头天晚上，我趁着洗碗的功夫，偷偷跟张左明提了一句，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明天……明天回门，你看……”
张左明正翘着脚剔牙，闻言眼皮都没抬，不耐烦地摆摆手：“回什么门？麻烦！一堆穷亲戚，有什么好认的？不去！”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但还是鼓起勇气，带着一丝哀求：“就……就回去吃顿晌午饭，后晌就回来，不耽误你事……”
“不去不去！啰嗦什么！”他把牙签一扔，瞪起眼，“老子没空！要去你自己去！”
自己回去？新媳妇回门，男人不陪着，这算怎么回事？让爹妈的脸往哪儿搁？让村里人怎么看？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眼泪又要不争气地往上涌。
“哟，这是商量回门呢？”婆婆王桂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幽灵似的出现在灶房门口，阴恻恻地开口了，“家里一堆活儿等着干呢，回什么门？当自己是客啊？嫁到我们张家，就是张家的人，老惦记着娘家干啥？”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
王桂花走到张左明身边，用指头戳了一下他脑袋：“你也是，由着她性子？明天队里不是说要出工平整河滩吗？一天好几个工分呢，不比瞎跑强？”
张左明嘟囔了一句：“知道了，不去就不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回门，只有我一个人。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就起来了。心里像堵着一团湿棉花，闷得慌。我找出那件最好的，也是唯一没补丁的蓝布衫子换上，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对着水盆照了照，脸上的指印淡得快看不见了，但我总觉得那儿还留着印子。我把头发仔细梳好，编成辫子。
婆婆王桂花也起得早，冷眼瞅着我收拾，哼了一声：“打扮得枝招展展的给谁看？记得后晌早点回来喂猪！缸里也没水了！”
我低低应了声：“嗯。”
没有礼物，没有新郎陪衬，甚至没有一句好话。我就这么空着手，一个人，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走出张家那扇低矮的院门，清晨冷冽的空气吸入肺里，我才觉得一直紧绷的脊梁稍微松快了一点。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屈辱和茫然。别人家闺女回门，都是小两口提着点心匣子，有说有笑，风风光光。我呢？孤身一人，两手空空，像个逃难的。
从蒋家村到我们村，要翻两座山梁。山路崎岖，露水打湿了裤脚。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爹娘看见我一个人回来，该多伤心？一会儿又想，村里那些长舌妇看见我这副样子，背后还不知道怎么嚼舌根子。弟弟吴宏，他看见我这样，肯定又要着急上火。
走到第一座山梁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照在山路上。我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蒋家村的方向，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像一堆灰扑扑的蘑菇，挤在山坳里。那里是我的“家”，可我感受不到一丝暖意，只有冰冷的灶台、无尽的责骂和潜在的恶意。
我继续往前走，脚步沉重。快到我们村口的时候，我心里愈发紧张起来，手心里全是汗。果然，刚走到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几个正在井边洗衣服、闲磕牙的婶子大娘就看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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