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香香，1963年生在金华婺城这边的一个小山坳里。今天，是1981年农历三月初八，我十八岁，要出嫁了。
天还没亮透，我娘就摸进我屋里来了。屋里还是黑黢黢的，就窗户纸透进点灰蒙蒙的光。我根本没睡着，直挺挺地躺在板床上，听着屋顶耗子啃梁子的窸窣声，一听就是一宿。
“香香，该起了。”我娘的声音哑哑的，带着一股子抹不掉的愁味儿。她划亮一根火柴，点亮了床头柜上那盏小的煤油灯，火苗忽闪忽闪的，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土墙上晃荡，像两个找不到路的鬼。
我没应声，自己坐了起来。身上穿的是娘昨晚就准备好的“新衣裳”，一件红格子的确良衬衫，领口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生疼。这衣裳是昨天张家送来的，据说花了张左明——就是我那个今天要嫁的男人——小半个月的工分。我大姐出嫁那年，还能穿娘改过的旧衣裳，轮到我了，时兴的确良了，可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没我娘那件穿软了的蓝布衫子舒服。
娘端来一盆温水，放在缺了角的木凳上。“洗把脸，精神精神。”她说。
我走到盆边，水里映出我一张脸，黄黄的，没什么肉。村里那些婶子嫂子们，总说我这张脸生得好，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尤其那双眼，黑是黑，白是白，看着就透亮。可我现在看着水里那个影，只觉得像极了年前爹从镇上肉铺割回来、摆在案板上的那块五花肉，就等着人来划量、下刀了。
爹妈为了一袋粮，把我许给了邻镇蒋家村的张左明。蒋家村离我们这儿倒不算太远，翻过两座山梁子就到了。可那地方，我听人说，比我们这山坳还穷，地更薄。
那张左明，我就见过一面。上个集日，他跟他娘，就是我将来的婆婆王桂花，一起来相看。他就站那儿，穿着件半新的中山装，扣子扣得紧紧的，勒出有点发福的肚子。他娘倒是话多，东拉西扯，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好像是在看一头牲口，掂量着能出多少肉。张左明没咋说话，就最后要走的时候，凑近了些，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有点黄的牙。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说不出的腻歪，带着一股子占有的得意，还有点儿……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这后山上，冬天里饿急了眼的老狼，瞅见落单的羊崽子的那种光。我当时就打了个寒颤，心里头冰凉一片。
可我没办法。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爹前年上山砍柴摔坏了腰，一直没利索，重活干不了，挣不了几个工分。娘身子骨也弱。我上头有个大姐，叫招娣，嫁在我们本村，日子过得也是鸡飞狗跳，姐夫是个闷葫芦，婆婆厉害，大姐回娘家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还有个四姐，叫来娣，比我大两岁，老实得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前年嫁到了更山里的地方，听说日子更是苦水里泡着，上次偷偷托人捎信回来，说身上总有青紫，可爹妈能说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下面还有个弟弟，叫吴宏，才十六，正是能吃能长的年纪，可家里常常连红薯都吃不饱。二姐、三姐受不了难吃野菜树皮，将自己活活饿死了，而我饿了什么都吃，只要能活着，
张家送来定礼那天，除了几尺布，两块香皂，最重要的，是足足一百斤粮票和二十块现钱。那粮票，能让我家，特别是正长个儿的弟弟，小半年不挨饿。我娘捏着那粮票，手都在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不是高兴，是难受。我爹蹲在门槛上，一个劲儿地抽旱烟，烟雾缭绕的，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知道，我没得选。我们这山里的女娃，命好像从来就不由自己。大姐是这样，四姐是这样，轮到我了，还是一样。
胡乱洗了把脸，娘拿着把木梳子，给我梳头。我的头发又黑又长，娘一下一下地梳着，嘴里念念叨叨，都是些“过去了要听话”、“手脚勤快点”、“早点给人家生个儿子”之类的话。我听着，心里头木木的，没什么感觉，好像她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梳好了头，编成一条粗辫子，用红头绳扎好。外面渐渐有了人声，是请来帮忙的邻居婶子，还有大姐招娣也赶早来了。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帮着我娘张罗点零碎东西。其实也没啥好张罗的，我的嫁妆，就一个木头箱子，还是我姥爷那辈传下来的，漆都快掉光了，里面装着几件我平日穿的补丁衣服，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是娘点灯熬油赶出来的。
天光大亮了，外面传来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是张家来接亲的了。我们这山里头，规矩没那么大，路又不好走，用拖拉机接亲，也算是有面子了。
我娘赶紧把一块红布盖在我头上。视线一下子被遮住了，只能看见脚下一点点地。我的心突然“咚咚咚”地擂起鼓来，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去。
外面响起鞭炮声，噼里啪啦的，炸得人心里更乱。我被人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快要上拖拉机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后面使劲拉了我的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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