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工地上的钢筋被太阳晒得烫手。
于龙戴着安全帽站在基坑边上，看施工进度。地基已经挖到设计标高了，水泥搅拌桩一根一根往地下扎，打桩机的锤击声震得脚底板发麻。安全帽里闷出一头汗，顺着鬓角往下淌，他也顾不上擦。
工地就这样——吵，脏，热。但看着钢筋水泥从图纸上立起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墙和柱，心里踏实。
他沿基坑走了一圈，检查钢筋绑扎的间距。李娟跟在后面拿着记录板，笔尖在纸上刷刷响。走到拐角的时候，于龙停住了。
角落里蹲着个人。
是个五十来岁的工人，橘红色安全帽搁在脚边，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旁边地上扔着半根没抽完的烟，烟头还在冒烟。
于龙走过去，蹲下。
“怎么了？”
那人抬起头。脸上全是灰，泪水在灰上冲了两道沟。嘴唇干裂，眼睛红得像被烟熏过。工装胸口缝着名字——“吴德贵”。
“于总……”老吴赶紧用袖子抹了把脸，越抹越花，“没事没事——”
“家里出事了？”
老吴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没忍。五十岁的人了，蹲在地上，捂着嘴，哭得像个小孩子。
“儿子……我儿子考上大学了——JN大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边角被汗浸得发软，“一本，一本啊——我老吴家祖祖辈辈没出过大学生——”
于龙接过通知书。红底金字，印着“JN大学录取通知书”。纸张被折了又折，折痕深得像刀刻的——不知道被翻出来看了多少遍。
“好事啊。学费差多少？”
老吴不说话。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安全帽里垫的报纸被汗水泡烂了，黄渍一圈一圈。
“差多少？”
“……五千。”两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三年攒了八千，还差五千。亲戚借遍了，都不富裕。我老婆身体不好，药不能断。五千块——就五千块——我儿子的命就卡在这五千块上。”
于龙把通知书合上，还给他。然后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输入转账金额。
“老吴，卡号。”
“于总——”
“卡号。”
老吴嘴唇哆嗦着报了卡号。于龙转了账，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转账成功，5000元。
老吴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膝盖一弯。
于龙一把架住。“别跪。”
“于总，这钱我一定还——我一定还——”
“不用还。”于龙把他扶稳，“这是龙基金的钱，专门帮孩子上学的。你好好干活，把孩子培养出来，就是最好的还。”
老吴张着嘴，想说什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眼泪流进嘴里，和着工地上的灰，咸的，涩的，但他嘴角是往上咧的。
系统提示音——“圆梦助学”任务完成。获得【教育资助·初级】技能，现金奖励5000元。特殊奖励：老吴的感谢，工地上带动效率+5%。
于龙拍拍他肩膀。“李娟，帮老吴儿子申请助学贷款。通知书拍个照，材料走绿色通道。”
李娟点头，已经在翻手机通讯录了。
老吴把安全帽捡起来戴上。系带子的手还在抖，但帽檐底下那张脸跟刚才不一样了——眼角还有泪痕，眼睛里有了光。
他转身往钢筋棚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于龙一眼。没说话，鞠了个躬。然后大步走到工位上，弯下腰，手里的钢筋钳咔嚓一声，比刚才响了一倍。
工地上的打桩机还在砸。水泥搅拌桩一根接一根往土里扎，像人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往地底下伸，撑住上面的楼，撑住头顶的天。
与此同时，城北某写字楼五层，钱老板正在调试摄像头。
房间不大，十来平米。墙上贴了隔音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补光灯打在正前方。他坐在高脚凳上，面前架着手机。口罩拉上去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白有点浑，眼眶底下泛着青——不是累的，是紧张。接受采访这种事，他不是第一次干，但对着镜头撒谎，总会下意识地眨眼睛。
口罩是新买的，黑色，棉布。戴上去之前他还对着镜子照了照——遮住脸就安全了，认不出来，说什么都行。
手机屏幕上，财经小网站的LOGO亮着。采访记者没露脸，只有画外音，语气专业得像在播报天气预报。钱老板深吸一口气，口罩在鼻翼两侧一鼓一瘪。
“钱先生，您作为托幼行业的业内人士，为什么选择匿名接受采访？”
钱老板清了清嗓子。声音压低半度，尽量显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
“没办法。那个龙基金势大，我要是不戴口罩，明天我这小机构就别想开了。我是为了孩子们才说的——看不惯，实在看不惯。”
“您说的‘看不惯’具体指什么？”
“他们那个项目，搞什么高标准，所有东西都要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设备。这不是浪费善款是什么？”钱老板越说越快，眼珠子转了两圈，“而且他们把标准拉这么高，我们这些小机构根本没法竞争。我们收费低，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来我们这儿。他们一开，我们就得关门。到时候普通家庭的孩子去哪儿？让他们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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