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周，于龙觉得自己快把滨海市几个局的大门踏平了。
民政局、教育局、卫健局——马律师列了张清单，上面足足十一个章要盖。每个章后面都跟着一长串材料：用地规划许可要规自局的初审意见，规自局的初审意见要民政局的资质函，民政局的资质函又要卫健局的卫生审查。一套材料递进去，窗口那头翻两页，啪，退回来——“这个表版本过期了，去网上下新的。”或者“还缺一份消防预审，先去那边盖了再来。”
马律师倒是见怪不怪，文件袋里常年备着三套完整材料，退一套换一套，面不改色。于龙一开始还觉得新鲜，跑了两天彻底服了——原来做慈善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把钱合法地花出去。
第十二天的下午，民政局门口。
于龙和马律师从大厅出来，刚盖完一个章，还剩最后三个。滨海十二月的天灰蒙蒙的，风吹在脸上又干又冷。马律师低头翻着材料清单，嘴里念叨着下一步要去教育局补一份证明。于龙听着，目光却落在了台阶上。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那儿。四十五岁上下，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袖子磨出了毛边。他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不是嚎啕大哭，是压着声音的抽泣——成年人哭起来就是这样的，比大哭更让人难受。
于龙停下了脚步。马律师还在念材料，走了好几步才发现身边没人了。
“怎么了？”
“你先上车。”于龙朝台阶那边扬了扬下巴，“我过去看看。”
他走到男人旁边蹲下来。没说话，先递了张纸巾。
男人抬起头，眼睛通红，愣了一下才接过纸。“谢谢。”嗓子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的。
“出什么事了？”于龙问。
男人抹了把脸，缓了好一阵才开口。他姓黄，叫黄大贵，四十五岁，在滨海开了个修车铺。两年前他收养了一个女孩，叫小芳，今年八岁。小芳的母亲是老黄的邻居，单亲，两年多前查出胰腺癌，人走的时候小芳才五岁半，临终把孩子托付给了他。老黄没结婚，光棍一条，答应的时候也没多想——就觉得这孩子没人管，他不管谁管。
“户口一直办不下来。”老黄说着，声音又开始抖，“派出所说要出生证明，她没有——她妈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社区说我不符合收养条件，因为没结婚。民政局说手续不全。教育局说没户口不能入学籍。她今年八岁了，还没进过学校。”
他把脸埋在手掌里。
“跑了半年。每个地方都推——不是推给我，是推给下一个。下一个再推给下一个。今天第三回来，窗口说还要补材料，我说材料全在这儿了，她说不是这张表，是另一张——我哪知道是哪张啊。”他的手指掐进头发里，“我就是想让闺女上学。她八岁了，别的孩子都上二年级了。她天天趴在窗台上看楼下小孩背书包上学，问我，爸爸，我什么时候能上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于龙蹲在旁边，一句话没说，但手已经攥紧了。
马律师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站在一边听完了全部。他拍拍于龙的肩膀，压低声音说：“这种情况我见过。需要走事实收养认定——先证明抚养事实满两年，再通过民政部门特殊通道补办手续。需要社区、派出所、民政局三个章联动，少一个就转不起来。”
“能办？”
马律师推了推眼镜。“能，但麻烦。光是证明抚养事实，就要社区出证明、邻居做笔录、派出所认可——按正常流程得磨一两个月。”
于龙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老黄，你信不信我？”
老黄抬起头，愣愣地看着他。
“这个大哥，”于龙指了指马律师，“是律师。他说能办，就一定能办。但需要你配合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重新走一遍。”
“我配合！什么都配合！”老黄猛地站起来，站得太急晃了一下，于龙一把扶住。“只要能让我闺女上学，让我干什么都行。”
马律师叹了口气，把材料清单翻到背面，开始列新流程。“今天下午先去社区开抚养事实证明。明天上午去派出所做笔录，把邻居也叫上，至少两个证人。明天下午拿着前两份材料来民政局申请特殊通道认定。后天去教育局补学籍手续。三天，如果能衔接上，三天跑完。”
“那就三天。”于龙说。
接下来的三天，于龙把资质申请的事暂时交给了李娟和邹明远，自己陪着老黄在滨海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
第一天，社区。居委会的办事窗口排了老长的队，老黄站在队尾，于龙陪在旁边。排了四十分钟，轮到他们时，窗口后面的大姐头也不抬：“抚养事实证明？这个要网格员先上门核实，核实完了再开。”
“什么时候能核实？”
“看网格员排期吧，估计下周。”
于龙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语气很客气，但每个字都稳：“大姐，孩子入学申请这个月底截止。如果下周核实再走流程，今年就赶不上了。能不能麻烦您跟网格员说一声，我们今天下午在，她方便的时候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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