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港的渔火在夜幕中次第亮起时，程远的帐篷里还亮着灯。他正对着电脑屏幕拼接石碑的三维扫描图，张瑜端着两杯热咖啡走进来，杯沿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看这个，”程远指着屏幕上放大的碑铭细节，“波斯文的‘诸蕃会同’旁边，有个极小的船锚刻痕，和忽鲁谟斯测深锤上的纹样一样。”他放大图像，锚链的节数正好是七节，“是暗指七下西洋，郑和真的把细节做到了极致。”
张瑜把咖啡放在桌上，指尖划过屏幕上的泰米尔文：“当地学者说，‘友谊之证’这四个字的书法，融合了印度教的曲线美学，不是纯粹的汉文笔法。”她调出南京明故宫的碑刻对比，“你看这捺脚的弧度，明显更圆润，是入乡随俗的调整。”
帐篷外突然传来郑海峰的喊声，两人抓起手电筒跑出去。只见“潜龙三号”的机械臂正从沉船货舱里取出个青铜盒子，探照灯的光柱下，盒盖上的“郑和船队”四个字闪着幽光。
“是船队的‘贸易契约’！”郑海峰戴着手套打开盒子，里面的羊皮纸契约用汉文和古里文双语书写，“永乐四年，古里国王与大明使者郑和约定：瓷器、丝绸等价交换胡椒、宝石，永不通商税。”契约末尾的朱红印章，与碑亭青铜印的印文完全吻合，“是立碑后签订的贸易协定，《明史》说‘古里自此岁贡不绝’，根源就在这里。”
契约旁的丝绸样品让张瑜眼前一亮——南京云锦的“妆花缎”上，用金线织着阿拉伯文的“吉祥”，“是专门为古里定制的，”她抚摸着缎面的暗纹，“把对方的文字织进我们的丝绸，这种尊重太动人了。”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古里港，程远团队的无人机正沿着海岸线飞行。屏幕上，碑亭遗址、沉船位置与现代港口的集装箱码头在航拍图上重叠，像一幅跨越六百年的文明拼图。
锡兰山佛牙寺的修复现场，林新宇正指挥工人加固壁画后的石碑。当他用软布擦拭碑身的泰米尔文时，突然发现笔画里嵌着细小的红宝石粉末——与科伦坡博物馆藏的“布施碑”复制品完全不同。
“原碑是镶嵌过宝石的！”林新宇请珠宝专家检测，发现是当地特有的“星光蓝宝石”粉末，“《星槎胜览》说‘和以宝石饰碑’，果然不是夸张。”他突然注意到碑顶的莲花纹有修补痕迹，“是后来的斯里兰卡国王重镶的，这碑在他们心中早已超越了外交礼物。”
佛牙寺的藏经阁里，一卷明代汉文佛经引起了林新宇的注意。经卷末尾的题跋写着“永乐七年，郑和布施于锡兰山”，笔迹与石碑汉文部分完全一致。经卷的夹页里，藏着张“供灯清单”，用泰米尔文记录着“每日用油三升，供佛灯七盏”，与寺内出土的青铜油灯容积完全吻合。
“看这油灯的磨损痕迹，”林新宇指着灯座的包浆，“至少燃烧了二十年，是郑和离开后，当地人一直在延续他的供灯传统。”窗外的菩提树下，几个穿着校服的孩子正在临摹石碑铭文，他们的课本上印着三体碑文的插图——原来最好的传承，是融入日常的教育。
锡兰山王城遗址的排水道清理现场，程远的竹篮里已装了三十多枚箭镞。当他捡起枚刻着“神机营”的火箭时，突然注意到箭杆上的火硝残留，“是火药箭！”他比对《武备志》的记载，发现与明军装备的“飞天喷筒”箭完全相同，“《明成祖实录》说‘和军有火器’，这就是实证。”
遗址的蓄水池底，考古队员发现了批陶罐。罐内的谷物经鉴定是中国的籼稻，与云南昆阳的品种同源，“是明军携带的军粮！”程远数着陶罐的数量，正好够两千人食用三日，与“和以二千兵破王城”的记载对应。罐底的“昆阳仓”字样，让他突然想起马哈之墓出土的粮食罐——原来郑和连军粮，都带着家乡的印记。
当程远在王城的断壁上发现“止杀”二字的刻痕时，夕阳正将城墙染成金色。这两个字的笔迹与郑和布施碑如出一辙，显然是破城后所刻。他突然明白，第三次下西洋的这场自卫战，从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制止更多的杀戮。
苏门答刺“乱港”的红树林里，郑海峰的团队正在给沉船残骸做防腐处理。当他用内窥镜检查船舱时，发现了个暗格——里面的《苏门答刺风土记》详细记录着当地的习俗：“男子善使弯刀，女子戴金环，婚俗以槟榔为聘”，每段描述旁都有郑和的朱笔批注，“可借鉴其弯刀技法”“以丝绸换金环，利厚”。
“是他的考察笔记！”郑海峰放大批注中的“剿乱不剿民”字样，墨迹较深，显然是反复书写的重点。笔记的最后一页画着幅“引水图”，标注着苏门答刺港口的暗礁位置，与《郑和航海图》的“苏门答刺国针路”完全吻合。
红树林边缘的土着村落里，一位白发老人颤巍巍地拿出个青铜烟盒。盒盖的“郑”字印章与沉船兵器上的标记相同，老人用当地土语说：“祖辈传说是中国将军留下的，他帮我们赶走了强盗，还教我们挖井。”郑海峰测量烟盒的金属成分，发现与明军军用水壶属于同一批铸造——原来历史的记忆，真的能在民间流传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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