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阳的雨季总是带着潮湿的暖意，马哈只墓前的青石板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程远蹲在墓碑基座旁，手里的探针正小心翼翼地探进一道两指宽的石缝。三天前，当地文物普查队在这里发现了异常的金属反应，此刻他的指尖传来轻微的触碰感，像有什么东西正隔着千年的尘埃与他对话。
“慢点儿，”张瑜举着伞走过来，伞沿的水珠滴落在《故马公墓志铭》的拓片上，“碑文里说‘和自幼有才志’，说不定真是他留下的东西。”她的目光落在墓碑右侧的阿拉伯文碑铭上，那些流畅的曲线在雨雾中仿佛活了过来，与汉文碑铭形成奇妙的呼应。
程远用竹刀一点点剔去石缝里的淤泥，青铜的光泽渐渐显露。当他用软毛刷扫去最后一层青苔，“马和”两个阴刻小字突然在雨幕中清晰起来——字体是少年人的稚嫩，却透着股执拗的力道。铜牌边缘的缠枝莲纹里还嵌着蓝绿色的藻泥，郑海峰立刻用采样管收集，“这是滇池特有蓝藻的残留物，说明铜牌长期在水里浸泡过。”
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在当晚就出来了：青铜牌铸造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与《故马公墓志铭》记载的“洪武十四年，和被掠”时间线完全吻合。更惊人的是，牌背面的伊斯兰教新月纹与佛教莲花纹交界处，刻着个微型的“滇”字，“是他身份的三重印记！”程远放大显微镜下的图像，“回族身份、佛教信仰、云南籍贯，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
铜牌内侧的暗格用蜂蜡密封着，林珊用镊子小心挑开，一小撮棕褐色的粉末簌簌落下。经X射线荧光分析，粉末中含有麦加圣城土壤特有的石膏晶体，“是马哈只朝觐带回的圣土！”她突然想起《瀛涯胜览》中马欢的记载：“郑和每到一地清真寺，必取当地泥土封存。”原来这种习惯，源自父亲的传承。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滇池东岸的柳林渡遗址已经工作了两周。当声呐图像显示水下五米处有艘长十米的木船时，他立刻让机械臂清理周围的水葫芦。船体的龙骨保存完好，舱内堆积的渔具在探照灯下泛着幽光——最上面的“鱼形铙”（一种类似鱼叉的渔具）柄上，“昆阳马氏”四个字被水蚀得有些模糊，却与马哈只墓碑基座的家族徽记完全一致。
“测一下木材的年轮！”郑海峰盯着屏幕，当实验室传来“砍伐于洪武十三年”的结论时，他突然握紧了拳头。舱底的竹篮里装着十二尾金线鱼，鳞片完整得仿佛刚被捕捞，经鉴定是滇池特有物种。篮盖内侧贴着张麻纸，用炭笔写着“七月初三，西南风，可至晋宁州”，笔迹与马哈只墓出土的青铜牌上的“马和”二字有着相同的运笔习惯。
《渔猎日志》的最后三页记录着星象观测：“北辰在户，可辨航向”“南斗六星偏东，当收网”。郑海峰请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复原洪武十四年七月的星空，发现记录的误差不超过0.5度。“这孩子是天生的航海家！”专家指着星图，“他用的‘户测法’，比当时官方的‘简仪’还精准。”
沉船的压舱石堆里，一个粗陶罐被铁链固定在龙骨上。郑海峰撬开锈蚀的铁箍，三十枚“洪武通宝”整齐地码在里面，用蓝染棉线串成三串。“每串七枚，三七二十一，是马家的家用钱！”他比对铜钱边缘的牙痕，与马哈只墓出土的陪葬钱完全吻合，显然出自同一串。罐底的“和儿收”三个朱字，经笔迹鉴定是马哈只所写，墨水中还掺着微量的麝香——这是当地回族学者常用的配方。
“这罐钱没来得及交给马和。”张瑜看着陶罐内侧的水痕，“洪武十四年明军征云南时，柳林渡是激战地，船可能是那时沉没的。”罐口的棉布塞子上，还留着个少年的指印，与青铜牌上的指痕大小一致，“他最后一次接触这罐钱时，应该很匆忙。”
昆阳“礼拜寺”遗址的藏经阁残垣里，张瑜的探针触到了木质书架的第三层。当她清理掉坍塌的砖块，一叠泛黄的羊皮纸从隔板滑落。最上面一页的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旁，有行汉文小楷批注：“阿訇言，此句意为‘航海者必得护佑’，三保记。”
“是少年马和的笔记！”张瑜立刻请笔迹专家比对，与滇池渔船日志的重合度达92%。经文空白处画着的星图，用红笔标注着“北辰高度”，与《渔猎日志》的记录完全对应。经光谱分析，羊皮纸的鞣制工艺与14世纪麦加经卷相同，但边缘检测出云南特有的紫胶虫分泌物，“是用阿拉伯工艺制作、在云南使用的经卷，证明他从小接受双语教育。”
在礼拜寺的宣礼塔基座下，探地雷达显示有个方形物体。当考古队员打开用糯米灰浆密封的地宫，一股混合着乳香与松烟的气息扑面而来——青铜油灯的灯座刻着阿拉伯文的“真主至大”，灯芯却缠着串菩提子念珠，每颗珠子都有长期摩挲的包浆。“是多元信仰的活证！”林珊测量油灯的容积，“一次注油可燃烧八小时，正好够彻夜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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