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的晨雾像被揉碎的珍珠母贝，漫过考察船的甲板时，程远正用复刻的量天尺测量北极星高度。竹尺的第八格边缘与那颗明亮的星点精准重合，他在航海日志上记下：“古里佛海域，星高五寸，对应纬度十三度。”海风带着珊瑚礁的咸腥气掠过纸面，墨迹未干处突然洇开细小的盐粒，与泉州后渚宋船遗址出土的航海日志上的痕迹如出一辙。
“石料检测报告出来了。”张瑜举着元代石碑的拓片走来，亚麻纸在她手中发出轻微的脆响。碑文中“星高五寸，舶至其地”的字样与程远的测量结果分毫不差，拓片边缘的石质纹理在侧光下显露出独特的石英结晶——这是泉州九日山花岗岩的典型特征。“是当年船队从家乡带来的‘定盘石’，”她指尖划过碑文中“刺桐匠人陈武造”的落款，“市舶司档案里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陈武随杨枢船队赴西洋，负责‘船用器械校准’。”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古里佛港外两海里处传回实时画面。声呐图像显示，一片覆盖着珊瑚的沉船残骸中，数十个陶罐整齐码放在货舱里，罐身的弦纹间隐约可见刻字。“是泉州窑的‘量天罐’！”他操控机械臂轻轻提取出一个完整的陶罐，高清镜头立刻聚焦在罐肩的刻度上——“容量一石，对应星高五寸航段”的字样清晰可辨。更惊人的是罐底的圆形凹槽，直径恰好与程远手中的量天尺底座吻合，凹槽内侧还残留着竹纤维的痕迹。“《岛夷志略》说‘古里佛为西洋枢纽，舟至必校器’，原来这里是定量航海的中途校准站。”郑海峰调整潜水器的灯光，照亮了陶罐间散落的几枚铜制“星高符”，背面刻着阿拉伯数字“13”，与当地实际纬度完全对应。
林珊在古里佛清真大寺的档案库泡了整整一周，终于在一堆14世纪的阿拉伯文手稿中找到了突破口。那卷《航海纪要》的羊皮纸边缘还沾着暗红色的朱砂，经检测与泉州开元寺元代壁画使用的颜料成分完全相同。“至元二十三年，中国舟师马哈茂德（汉名马合麻）在此立标，量天五寸，刻石为记。”她逐字翻译着，突然指着文中描述的“标石高三丈，顶刻北斗，下埋铜盘”，与考古队在遗址旁发现的石柱残件完美对应。石柱基座的铜盘虽已锈蚀，但残留的刻度显示它曾用于测量日影长度，与量天尺的“寸”单位形成互补。“是中西航海者合作的证据！”林珊展开手稿中的星图，北斗七星旁用阿拉伯文标注着“天枢”“天璇”的对应名称，两种文字的星名用红线相连，形成奇妙的星象密码，“他们不仅共享数据，还统一了星名体系——这才是定量航海的最高境界，让不同文明的航海者能看懂同一片星空。”
程远团队在石柱基座的夯土里清理出一组奇特的青铜构件时，天色已近黄昏。夕阳的金辉透过构件的镂空花纹，在沙地上投射出北斗七星的图案。“是便携式测星仪！”程远小心地将构件拼合，主体是中式的十字框架，刻度盘却刻着阿拉伯的“腕尺”单位，中心的窥管能同时观测太阳与北极星。他立刻用3D扫描仪还原其使用场景：舟师将仪器固定在船舷，左眼通过窥管对准北极星，右眼观测太阳方位，刻度盘上的指针会自动换算出星高与航向的对应关系。“是马合麻的随身仪器！”程远测量仪器展开后的长度，正好是“五寸”，与量天尺的单位完美兼容，“他既用中式竹尺，又懂阿拉伯测法，难怪能在两地船员间架起桥梁。”构件的铜锈里检测出泉州湾特有的牡蛎壳粉末，证明这仪器曾随船往返于刺桐与古里佛，铜质中含有的微量铅元素，与泉州宋代铜矿的成分完全一致。
当中印学者围坐在实验室的长桌前解读《航海纪要》时，张瑜的指尖突然停在一段关于潮汐的记载上：“月圆之夜，潮高六尺，对应星高五寸，舟可入港。”她立刻调取古里佛港的现代潮汐数据，发现农历十五的高潮位果然是六尺，与元代记录的误差不超过半尺。“是定量潮汐学！”她对比从沉船出土的《舟师手记》里的“月相—潮高”对照表，发现两者的记录在关键节点完全重合，“他们把天文与水文数据结合，创造出更精准的进港指南——这就是‘舟师待潮，如农夫候时’的智慧。”张瑜突然注意到表中“潮差一寸，船身偏三度”的公式，与现代航海学中的“潮汐流修正公式”原理完全相同，只是表述方式更简洁。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激光光谱仪分析青铜测星仪的合金成分。屏幕上的元素曲线显示，除了铜锡铅的常规配比，还检测出0.7%的镍元素——这是阿拉伯冶金技术的典型特征，常见于波斯湾出土的13世纪仪器。“是用中印铜矿混合铸造的！”他翻出《航海纪要》里的贸易清单，其中“中国铜十担，阿拉伯锡五担，合铸仪器”的记载与检测结果完全对应。测星仪的窥管内壁刻着细密的螺纹，每圈对应“一分”星高，换算成角度仅0.25度，精度远超此前发现的任何元代仪器。“马合麻把两地工艺的长处都融进去了，”程远用放大镜观察螺纹的加工痕迹，“中国的失蜡法铸造保证了窥管的圆度，阿拉伯的拉丝工艺实现了螺纹的精度——定量的本质不是固守标准，而是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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