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爪稻”的稻种装进行囊时，程远发现麻袋的麻布纹理与八节涧出土的元代军粮袋完全相同——都是每英寸十二根经线的粗纺工艺。他突然想起林新宇修复的那只箭穿陶罐，罐口的麻布封印边缘，也有同样的经纬密度。“是传承下来的手艺。”他摩挲着麻袋上的靛蓝染料，色素成分与郑海峰带回的青铜矛头缠布完全一致，“从至元年间到现在，这门染布手艺在泉州港的老作坊里传了二十七代。”
张瑜抱着刚整理好的远征路线图走进来，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元军的进军路线与现代稻种的传播轨迹：红色箭头从泉州指向爪哇，蓝色箭头从爪哇分岔，一路去往印度，一路去往非洲。“你看非洲这条线，”她指着莫桑比克的位置，“和亦黑迷失四下南亚的航线重合了——当年他带去的不只是药材，很可能还有稻种。”图钉固定的位置，恰好是林新宇发现的芦荟标本产地，两种不同的文明印记，在地图上形成了奇妙的十字交叉。
郑海峰的深海探测船在非洲东海岸有了新发现：一艘明代沉船的货舱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印有“元爪稻”特征的稻种陶罐，罐底的“杨”字刻痕与八节涧仓库的陶罐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沉船的龙骨上刻着“承宣舟”三个字，与《明史·郑和传》记载的“分遣船队携稻种往西洋”完全吻合。“是郑和舰队的补给船！”他对着卫星电话喊，“罐里的稻种还能发芽，基因序列里有爪哇的抗热基因，还有泉州的耐涝基因！”
林珊在整理沉船文书时，发现了一本用树皮纸写的《航海农书》，其中记载着“元爪稻与非洲高粱杂交法”，配图里的农具既有中国的曲辕犁，又有非洲的木锄，犁柄上的缠绳结与元代军粮袋的打结方式完全相同。“是郑和船队的农技官写的！”她指着书页边缘的批注，“‘此法传自杨公廷璧，可使稻作在硗卤地生长’——原来杨廷璧的农技真的传到了非洲。”书页间夹着的稻叶标本，叶脉纹路与现代莫桑比克的“郑和稻”完全一致，连虫蛀的痕迹都分毫不差。
当程远团队将非洲稻种与“元爪稻”进行基因比对时，电脑屏幕突然弹出警报——两者的第7对染色体上，都带着一个罕见的“标记基因”，这个基因最初发现于泉州军屯的元代稻种里，是用人工诱变技术培育的。“是有意识的改良！”张瑜调出元代《农桑辑要》的电子版，其中“火焙稻种法”的记载，正好解释了这个基因的来源，“元军当年在八节涧，就是用这种方法培育抗瘟病稻种的！”
盗墓团伙的残余势力在非洲被抓获时，他们正试图盗掘郑和船队的稻种仓库。从他们的营地搜出了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注的“宝藏点”与《航海农书》记载的“杂交稻试验田”完全重合。“他们以为是金银，其实是稻种。”程远看着地图上被圈住的“高产基因”字样，突然想起史弼的《东征录》，“七百年了，总有人把生存的种子当成发财的工具。”
在莫桑比克的联合考古现场，程远的洛阳铲带出了一块带字的陶片，上面刻着“和”字，笔法与泉州军屯的“枢”字陶片出自同一人之手。往下挖掘时，整座明代稻仓渐渐显露出来，仓壁的砖缝里嵌着半片青花瓷，瓷片上的缠枝纹与爪哇八节涧的元代瓷片完全相同，只是釉色里多了非洲特有的铁红成分。“是文化融合的证据！”程远捧着瓷片，“中国的瓷土，爪哇的釉料，非洲的铁矿，在这片陶片上相遇了。”
张瑜在稻仓角落发现了一个铜制量具，容量正好是元代的“一石”，但刻度却刻着非洲的“姆贝”单位，底部的铭文是“大明宝船制”。“是为了解决度量衡差异做的！”她用这个量具测量现代“郑和稻”的产量，“正好比本地稻种增产三成，与《航海农书》的记载完全一致。”量具内侧的划痕，记录着七百年间无数次测量的痕迹，像一圈圈生长的年轮。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稻仓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一艘更古老的沉船，船板上的“至元”年号清晰可见。货舱里的稻种陶罐与八节涧的完全相同，只是罐口的封印多了个阿拉伯文的“平安”印记——是亦黑迷失的船队留下的。“比郑和早了一百年！”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罐里的胡椒籽和稻种混在一起，就像元代军粮里的配方——这些航海者，走到哪都带着家乡的味道。”
当程远在莫桑比克的稻田里种下那粒从明代沉船里取出的稻种时，周围的非洲农民都围了上来。他们手里的农具，一半是郑和船队传下来的曲辕犁，一半是本地的木锄，犁头上的“杨”字刻痕虽然模糊，却能看出与杨廷璧文书的笔迹同源。“这是我们爷爷的爷爷种的稻子。”一位老农捧着稻种说，“他们说，是从东方大船上来的，能在石头地里结果。”
程远突然注意到老农腰间的葫芦，葫芦上的雕刻图案是艘三桅船，船帆上的“元”字已经磨损，却能辨认出与史弼舰队的船帆图案相同。“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农说，“里面装的稻种，要和雨水一起洒，才能丰收。”葫芦里的稻种基因测序显示，与泉州军屯的元代稻种有99%的相似度，只是多了组适应非洲干旱气候的基因——是七百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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