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县的晨雾还没散，程远已经蹲在连江县的古船坞遗址里。潮湿的夯土上，一排榫卯结构的柱洞在探照灯下泛着青灰色，其中最大的一个还留着半截松木——碳十四检测显示，这是孙吴时期温麻船屯的遗物，距今正好1800年。
“《三国志》说的‘送付建安作船’，原来就是这儿。”林珊的声音从防水布后传来，她正用软尺测量块带孔的船板，“你看这隼头，和南京出土的‘飞云’舰残件完全相同。”她转身时，发梢的水珠滴在船板上，晕开的水渍里，突然显露出“典船校尉”四个字的阴刻。
程远摸出随身携带的拓片——那是去年在武昌孙吴墓发现的《舟船令》竹简，其中“温麻五会，合五板为船”的记载，正与眼前的船板结构吻合。他突然注意到柱洞边缘的贝壳层，用镊子夹起一枚，内侧的生长纹里卡着极细的麻线，纤维成分与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出土的汉代麻绳一致。
“老郑那边有新发现。”对讲机里传来郑海峰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程远和林珊踩着泥泞跑过去，只见机械臂正吊起块残破的船舵，青铜轴套上的缠枝纹间，藏着个“吴”字。更惊人的是，舵叶的弧度经三维扫描后，与《南州异物志》描述的“外域舶”完全相同，只是材质换成了本地的樟木。
正午的阳光刺破云层时，船坞西侧的淤泥里露出排整齐的铁钉。程远捡起一枚，钉帽的螺旋纹让他想起林珊带来的罗马航海图——公元3世纪的商船，也用这种锻打工艺固定船板。林珊突然指着钉孔周围的木屑：“这是拼接痕迹，五块木板咬合在一起，正是‘温麻五会’的造法！”
傍晚整理标本时，程远在船板的裂缝里发现了片青瓷残片。釉色青中带黄，正是孙吴时期越窑的典型特征，残片内侧的刻痕组成个简化的船锚图案，与他在南京石头城遗址见过的“建业”款铜锚如出一辙。林珊把残片放在显微镜下，突然“呀”了一声：“釉层里有海蛎子壳的成分，这船肯定出过海！”
镇江北固山的江风裹着水汽，吹得程远的冲锋衣哗哗作响。他站在新发现的晋代码头遗址上，脚下的青石板还留着明显的缆绳磨痕，其中一道凹槽里，嵌着半枚五铢钱，钱文被江水冲刷得模糊，却依然能辨认出“大泉五百”的字样——那是孙吴时期的货币。
“《宋书》说的‘扬都有全吴之沃’，果然名不虚传。”林珊用手比量着码头的宽度，“足够并排停靠两艘‘飞云’舰。”她指着江滩上散落的陶片，其中一片印着“永嘉二年”的年号，正是西晋末年北方士族南迁的高峰期。
潜水员从水下十米处打捞出块方形木牌，上面的朱漆虽已剥落，“京口港”三个字却依然清晰。程远把木牌翻过来，背面的墨书让他心头一震：“太康元年，送夷洲俘三千人还建业”——这与《三国志》记载的孙权派卫温浮海求夷洲完全吻合。
郑海峰扛来台金属探测器，在码头东侧扫出片强信号区。挖开半米深的沙土，露出堆锈蚀的铁器，其中一柄环首刀的刀鞘上，刻着“横海将军”四个字。程远认出这是孙吴海军的制式装备，刀身残留的盐分显示它曾长期在海上使用，刃口的磨损痕迹像是砍过珊瑚礁。
暮色中的长江泛起金波，程远望着远处的焦山，突然想起法显《佛国记》里的记载：“乘商人大船，泛海西南行。”他弯腰捡起块被江水打磨光滑的卵石，石面上的水纹印痕，竟与温麻船屯出土的船板纹理相同。林珊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照片里的江天相接处，正好有艘货轮驶过，桅杆的剪影与想象中的孙吴楼船渐渐重叠。
夜里的实验室里，程远用光谱仪分析那枚五铢钱。金属成分显示其中含铅量极高，与越南清化出土的孙吴货币一致。林珊突然推门进来，手里举着份报告：“京口港的淤泥里发现了胡椒！经鉴定是印度品种，年代与码头吻合。”程远盯着报告里的显微照片，胡椒籽表面的纹路，像极了他在温麻船屯见过的星宿刻痕。
宁波象山县的梅雨刚过，程远跪在一座南朝墓的甬道里，清理块倒伏的石俑。俑身上的彩绘还残留着朱砂红，衣袂的褶皱里，藏着极细的银丝——经检测是波斯银币的残屑，与他在广州横枝岗晋墓见过的“萨珊式”银币成分相同。
“看这墓室的朝向。”林珊拿着罗盘测量，“正对着东南方，和《宋书》记载的‘通瓯越之海道’方向一致。”她指着穹顶的砖雕，北斗七星的图案用青瓷片镶嵌，其中“天玑”星的位置，正好对着墓道入口处的一艘陶船模型。
陶船的舱里堆满了青瓷罐，其中一个的肩部刻着“永嘉市买”四个字。程远打开罐盖，一股混合着樟木与海盐的气息漫出来——里面是半罐稻谷，经农科院鉴定，属于占城稻的早期品种，这比文献记载的传入时间早了近三百年。
主棺旁的漆盒里，躺着卷残破的绢书。程远用蒸馏水小心浸润，文字渐渐显露出“天监三年，往扶南”的字样，笔锋与南京出土的萧梁简牍如出一辙。绢书边缘画着幅简易海图，用朱砂标出的航线，从甬江口直达湄公河三角洲，每个转弯处都点着个小小的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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