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大秦，“向外扩张”早已不是朝廷的强制命令，而成了百姓的自发行为。
长安的市集上，说书人唾沫横飞地讲着“倭岛淘金记”“西域寻玉传”，听得百姓们心驰神往；驿站的公告栏上，官府张贴的“招贤榜”写满了海外的机遇——“去南洋种香料，三年免税”“去印度开矿，矿石分成”“去北境牧马，马匹归己”；甚至连学堂里的孩童，都知道“外面全是黄金”，长大后要去远方闯荡。
“爹，我要去南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拿着学堂发的《异域图志》，对正在编筐的父亲说，“书上说，那里的胡椒比银子还贵，我去种几年，回来就给您盖大房子！”
父亲放下手里的藤条，叹了口气：“外面虽好，可也危险啊。”
“不怕！”少年拍着胸脯，“有大军保护，还有官府撑腰，再说了，那么多人都去了，我为啥不能去？”
这样的对话，在大秦的城乡随处可见。李砚的“黄金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百姓们知道“外面有黄金”的说法掺了水分，却也明白，去异域确实比在中原挨饿强。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百姓告别家乡，踏上迁徙之路。他们中，有农民、工匠、商人，甚至还有书生。官府为他们提供车马、粮食和武器，军队护送他们到目的地，分给他们土地和种子，帮他们盖房子、娶媳妇。
在南洋的橡胶林里，中原移民学着割胶，用带来的纺车织出坚韧的胶绳；在印度的恒河畔，工匠们建起铁厂，用当地的铁矿打造农具，卖给周边的部落；在北境的冻土上，牧民们赶着改良的牛羊，在草原上扎下帐篷，用火炕和煤炉抵御严寒。
这些移民，像一颗颗种子，在大秦的疆土上生根发芽。他们带去了中原的文化、技术和习俗，也吸收了当地的长处，渐渐形成了独特的“大秦文化圈”——在西域，人们用中原的犁耕种，却保留了吃烤肉的习惯；在南洋，人们住着中原的瓦房，却学会了驾船捕鱼；在北境，人们说着中原话，却穿着改良的皮袄。
这日，李砚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奏折——来自倭岛驻军的孩子们写的信。这些孩子大多是秦军士兵与倭人女子所生，信里用歪歪扭扭的简体字写道：“我们爱大秦，爱父皇，长大后要当士兵，保卫家园。”
李砚把信放在案头，看着窗外飞过的雁群，心中一片宁静。他知道，这些孩子，连同那些在异域扎根的移民，都是大秦未来的基石。
用悍卒为锋开拓疆土，用安家定业巩固四方，这便是他的治国之道。或许手段不够仁慈，或许过程充满血腥，却在这小冰河期的乱世中，为大秦开辟出了一条通往强盛的道路。
而那些关于“黄金”的传说，还在继续流传，吸引着更多的人走向远方，将大秦的旗帜，插向更遥远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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