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使者捧着沉甸甸的黄金礼盒，站在大秦的朝堂上，目光难掩震撼。殿内的梁柱包裹着鎏金，地砖是打磨光滑的汉白玉，文武百官身着绣金蟒袍，连侍立两侧的内侍都穿着丝绸——这等奢华，比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不知胜过多少倍。
“大秦皇帝陛下，罗马元老院愿与大秦互通货币，开设银行分行，每年向陛下献上黄金千两，只求两国永结同好，共通商路。”使者操着生硬的中原话，将礼盒高举过头顶。
李砚坐在龙椅上，指尖轻叩扶手。礼盒里的黄金在他眼中不值一提，真正有价值的是罗马使者的态度——这意味着大秦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已得到西方强国的认可，即将跨越地中海，延伸至更远的疆域。
“准。”李砚淡淡开口，“朕会派银行总掌柜随你前往罗马，指导分行建设。但有一条，罗马的分行必须使用大秦的新币结算，利率由大秦银行统一制定。”
使者虽有些犹豫，但想到大秦的丝绸、瓷器在罗马能卖出天价，终究还是躬身应道：“臣遵旨。”
此事定下，大秦的金融脉络正式向西方延伸。不出半年，罗马的亚历山大港就出现了大秦银行的身影，印有李砚头像的金币在市集上流通，与罗马金币等价兑换。波斯、印度等国见状，也纷纷效仿，请求开设分行，大秦的新币俨然成了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
“陛下，银行的账本快记不下了。”林文捧着几本厚厚的账簿，脸上满是兴奋，“仅罗马分行，每月就有上万两黄金的流水，丝绸、瓷器的订单排到了明年。”
李砚翻看账簿，见上面记录着“罗马：瓷器百件，换黄金五十两”“波斯：香料十车，换丝绸千匹”等条目，嘴角露出笑意。他要的不仅是财富，更是通过货币与贸易，将这些国家牢牢绑在大秦的经济体系里——当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大秦的商品，离不开大秦的货币，自然不会轻易与大秦为敌。
金融的扩张需要文化的支撑。李砚深知，光靠金币与银行，只能赢得一时的臣服，唯有文化的认同，才能让帝国的根基真正稳固。
这日，他在太学召见了所有博士，提出要编纂一部《大秦法典》，融合中原的礼法、草原的习惯法、西域的商律，让帝国境内的所有人都有法可依。
“陛下，礼法乃国之根基，岂能与蛮夷之法混为一谈？”有老儒面露不悦，坚持儒家正统。
李砚却摇了摇头：“大秦疆域万里，民族百种，若只尊中原礼法，草原、西域的百姓如何信服？法典者，当求大同存小异，既能约束行为，又能包容习俗，如此才能称得上‘大法’。”
他让博士们博采众长：中原的“亲亲相隐”可保留，草原的“决斗偿命”可改良，西域的“商业契约”可借鉴，最终编成一部涵盖民事、刑事、商业的法典，用新币的铜料铸造法典全文，立在长安的市中心，让百姓人人可见，人人可学。
法典的颁布，让帝国的治理有了统一标准。中原的书生不再嘲笑草原的“粗鄙”，草原的牧民也不再抵触中原的“繁文缛节”，因为他们发现，法典既保护了中原百姓的田产，也承认了草原部落的牧场，连西域商人的契约，都能在大秦的官衙里得到公正裁决。
文化的融合，还体现在教育上。李砚下令在各州府开设“大秦学堂”，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还增设算术、格物（物理）、舆地（地理）等课程，教材由太学博士编写，用简体字印刷——这简体字是他根据前世记忆改良的，比隶书更易书写，很快就在民间普及。
“陛下，学堂的学生快装不下了。”负责文教的官员汇报，“不仅中原的孩童来上学，草原的部落首领还专门送子弟来长安，说要学‘大秦的学问’。”
李砚特意去学堂视察。教室里，中原的孩童与草原的少年坐在一起，跟着先生朗读《大秦法典》；操场上，他们一起练习射箭、跑步，用夹杂着中原话与草原语的方言交流；甚至有西域的商人子弟，拿着算盘学习算术，准备将来去银行当掌柜。
“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李砚走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面前，他正埋头演算一道算术题。
少年紧张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回陛下，我叫巴特尔，来自漠北，是……是右翼王的儿子。”
“哦？右翼王的儿子，怎么不去学骑马射箭？”李砚笑问。
巴特尔涨红了脸：“父亲说，大秦的学问比骑马有用，学会算术，才能管好牧场的牛羊；学会法典，才能当好部落的首领。”
李砚心中微动。连最顽固的草原首领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比打赢十场战争更有意义。他拍了拍巴特尔的肩膀：“好好学，将来回去，把大秦的学问教给更多人。”
文化的浸润，远比武力征服更深入人心。几年后，当第一批学堂的学生毕业，他们有的成了地方官，将法典与学问带到边疆；有的进入百工营，用算术与格物知识改良工具；有的加入银行，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文字，认同着同一个帝国，不知不觉中，消融了民族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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