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元年的初夏，都察院浙江道御史李时勉的书房内，烛火却已燃了大半夜。案上摊着一张宣纸，墨汁未干，“宦官干政，祸国殃民”八个大字力透纸背，像一把锋利的刀，映着李时勉紧绷的脸。
他今年四十二岁，为官十五年，以刚直敢言闻名，连宣德皇帝在世时，都曾赞他“有古直臣风”。这几日，他听闻司礼监新升任的秉笔太监王振权势日盛，不仅插手东宫事务，还暗中拉拢锦衣卫、掌控内府库，心中的忧虑像野草般疯长。昨夜，他更是听说王振借采买之名，让内府库给其私宅添置紫檀家具——这已经不是“辅政”，而是“擅权”了。
“大人，真要递这份疏吗？”书童捧着砚台，声音带着担忧，“那王振现在是司礼监秉笔，连太皇太后都要给几分面子，万一……”
“万一什么？”李时勉打断他，手指重重敲在纸上，“我身为言官，食君之禄，当为君分忧。宦官专权的祸事，前朝还少吗？今日我若不言，他日大明江山被宦官搅乱，我有何颜面见先帝于地下！”
他深吸一口气，提起笔，在奏疏上补充细节：“今有内臣王振，交通外官（指与马顺勾结），广植私党（指拉拢毛贵、王长随），威福自专（指插手采买），若不早制，恐生祸端……”虽未明指“王振”二字，却字字指向他。写完，他仔细检查一遍，折好放进奏疏匣，起身时，天已蒙蒙亮。
这份带着墨香与锐气的奏疏，按程序先送内阁，再转司礼监。当它放在王振的秉笔案上时，已是正午。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奏疏的黄绫封面上，王振指尖轻轻敲着纸面，节奏缓慢，像在盘算着什么。
“好一个李时勉。”他轻声道，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不愧是清流领袖，骨头硬，胆子更大。”
侍立在旁的小太监来福吓得大气不敢出——他跟着王振多年，知道主子越是平静，心里的火气越大。上次李全刁难时，主子也是这样的语气，后来李全就被流放了。
王振没有立刻批红，甚至没翻开奏疏细看，只是将它轻轻合上，放在案头最显眼的位置，继续处理其他文书。他批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写得端正，仿佛那封弹劾他的奏疏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直到日落西山，晚霞将值房染成橘红色，他才放下朱笔，伸了个懒腰，仿佛不经意般对来福说：“去请马顺马大人过来，就说咱家新得了罐武夷岩茶，是福建巡抚刚送的，请他来品鉴品鉴。”
来福不敢多问，连忙跑着去传信。他知道，马顺是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总旗，是主子最信任的人，每次主子有“要紧事”，都会找马顺。
华灯初上时，王振的私宅侧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条缝。马顺一身玄色便服，腰间系着条同色腰带，上面挂着个巴掌大的铜刀鞘——里面是他从不离身的短刀。他身形挺拔，肩背绷得笔直，走路时脚步轻而稳，没有半分拖沓，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
书房内，香炉里燃着龙涎香，淡淡的香气混合着茶香，弥漫在空气中。王振坐在红木书桌后，面前摆着两个茶盏，茶汤碧绿，还冒着热气。他没有寒暄，等马顺坐下，直接将案上的奏疏推了过去，语气平淡：“马弟看看这个。”
马顺拿起奏疏，快速浏览一遍，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几分凝重：“李时勉？此人在士林中声望不低，去年还因弹劾户部尚书‘苛待百姓’，被皇上赞为‘直臣’，现在动他，会不会引起非议？”
“非议？”王振端起茶盏，轻轻吹开浮沫，眼神却冷了下来，“咱家只知道，咬人的狗，不叫。他既然敢叫，就不能再留着。你想想，今日他敢弹劾咱家，明日就敢煽动其他言官联名上疏，到时候太皇太后那边，三杨那边，就算想护着咱家，也得顾及‘舆论’。”
马顺沉默了——他明白王振的意思。李时勉不是普通的言官，他是清流的“旗帜”，不把这面旗帜拔掉，以后会有更多人效仿他，对王振的威胁太大。他放下奏疏，神色变得冷峻：“公公的意思是，要‘处理’了他？”
“处理？”王振笑了笑，呷了口茶，“马弟用词太重了。咱家只是觉得，李御史素有‘清名’，可这‘清名’背后，是不是真的干净，谁也说不准。锦衣卫不是一直有‘查贪腐’的职责吗？若是能查出些‘不干净’的地方，那就是替朝廷除害，何来‘处理’之说？”
马顺眼睛一亮，瞬间领会了王振的意图。他站起身，躬身道：“属下明白。锦衣卫最近确实接到过密报，说李时勉与扬州盐商过从甚密，只是一直没找到实证。属下这就去查，定要‘人赃并获’。”
“好。”王振点点头，语气里带着赞许，“记住，证据要铁证如山，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还有，动作要快，夜长梦多。”
“属下知道怎么做。”马顺没有多留，转身离开了书房。他的脚步比来时更急，带着一种即将执行任务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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