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收嫁妆。
我腕上那只青玉镯越来越紧了。起初只是稍微有些勒，到后来已经陷进了皮肉里，取不下来也转不动。镯子的颜色一日比一日深，从青变黑，从黑变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流动。最要命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发现床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双绣花鞋，一只银簪子，一方红帕子。都是我在梦里自己拿来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的梦游。
老船工六叔公是第一个猜到真相的人。那天他把我叫到河边，让我伸出手来。我把袖子往上撸了一截，露出那只陷在皮肉里的青玉镯。六叔公盯着看了半晌，烟锅子掉在地上都没去捡。
“阿湄，”他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粗哑，“你知不知道你戴的是什么东西？”
我摇头。
“那不是镯子。”他说，“那是拴魂链。”
七十年前，湄河上有个姓陈的大户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叫蝶姑，生得极美，一双眼睛能把人的魂勾走。蝶姑十六岁那年，被她爹许配给了河东周家的独子。周家是镇上数得着的高门大户，这门亲事算得上门当户对。可惜周家的独子是个痨病鬼，拜堂那天就吐了血，没等入洞房就咽了气。
蝶姑一夜之间从新娘子变成了寡妇。
周家不肯放人，逼她守寡，说是“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蝶姑被关在周家后院的柴房里，穿一身白，不许出门，不许见人，连说话都不许大声。周家的规矩大，新寡的妇人不能露脸，否则就是不知羞耻。蝶姑就这样被关了整整一年。
一年后的七月十五，中元节，周家的人都在前院烧纸钱，没人管后院。蝶姑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红嫁衣，穿在身上，涂了胭脂，抹了水粉，把自己打扮得像出嫁那天一样好看。她偷偷溜出周家后门，走到湄河边上。
有人看见她坐在河岸上哭，哭了一阵又开始笑，笑完了就站起来，一步一步往河中间走。走到水漫到胸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对岸上的人说了一句：“我在河底等着。谁动我身上的东西，谁就来陪我。”
说完这句话，她一头扎进了水里。
第二天，周家派人下河打捞，捞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捞到。蝶姑的尸体就像是融化在水里了一样，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下。但周家上下都说，出事的那个地方从那天起就变了——河水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说是青又不是青，说是黑又不是黑，像是有人在河底熬了一锅浓浓的墨汁。
而蝶姑手上戴的那只青玉镯，据说是一对，是她娘家的陪嫁，另一只随她沉入了河底，再也没人见过。
“这是第二只。”六叔公指了指我手腕上的镯子，“七十年前沉下去的那一只，被你捡回来了。”
他告诉我，那个我从前天河里捞起来的男人，不是普通的死人，是负责在河面上巡游的“探阴差”——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是河工或者船夫，死后被河里的鬼魂收去做差役，专门在湄河里巡视，替水下的孤魂寻找替身。他的脸不是泡肿的，是被什么东西勒死的，那块胎记也不是胎记，是河里的东西在他脸上留下的烙印。
“你把他的镯子拿走了，他没了差事，回不到水下去了。”六叔公说，“现在他的魂就附在你身上的这只镯子里，一天到晚催着你往河边走。等你真走到河里去了，他就把你拖下去，用你的身子换他的身子，他就解脱了。”
我听得后背发凉，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可那个穿红嫁衣的女人是谁？不是蝶姑吗？”
六叔公的眼神闪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蝶姑？”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那是他们的说法。我不这么说。”
“那您怎么说？”
六叔公沉默了很久。河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露出一双浑浊却精亮的眼睛。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盏茶的工夫，最后伸出手来，在我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
“你别问了。”他说，“有些事，问了就回不了头了。”
我被他这句话吓住了，不敢再问。可是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他不肯说的那个秘密。
三
那一夜月光极好，好得不像话。湄河上铺了一层碎银子，亮堂堂的，河底的石头和水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腕上的镯子烫得像刚出炉的铁圈，烧得我整条胳膊都在疼。
我爬起来，赤着脚走出屋门。
月光照在院子里，白花花的一片。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裳，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像是有人穿着它们在跳舞。其中一件是我昨夜才洗好晾出去的大红棉袄——我爹去年过年给我做的，我一直舍不得穿，嫌它太红了，穿出去招眼。
可这会儿，那件红棉袄不见了。
晾衣绳上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衣架，在月光下轻轻摇晃。
我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双脚已经不听使唤地朝河边走去。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是那只镯子在拽我——它像是长了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的脚踩在泥地上，踩过蒺藜和碎石子，踩过湿滑的草坡，一直走到河边的大柳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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