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只有一个人。
一个红头发、脸色苍白、眼底下有着浓重阴影的男人。
他戴着一顶滑稽的、色彩鲜艳的生日帽，与周遭死寂的氛围格格不入。
那帽子是我们——不，是“我”以前恶作剧时剩下的，上面或许还沾着些陈年的糖霜或者费力拔烟火的金粉。
今天，四月一日，是我们的生日。
我对着镜中的自己，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痛。
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挤出来的，微弱而陌生：
“弗雷德，生日快乐。”
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呼吸声，沉重地起伏。
没有回音，没有那声熟悉的、带着戏谑的“乔治，生日快乐！”
没有他勾肩搭背的重量，没有他大笑时震动的胸腔。
什么都没有。
镜子里的人，只有我，乔治·韦斯莱。
现在全世界，包括妈妈，现在都能轻易地分辨出我了。
因为站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
“这下，妈妈终于能分清我们了。”
这句话脱口而出，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冰冷的苦涩。
窗台上的喜鹊忽然振了振翅膀，几片绒羽飘落。
它发出一个短促的音节，不像鸣叫，更像某种回应。
我们曾经是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就像歌谣里唱的“喜鹊成对，欢乐相随”。
现在，只剩下我这孤单的一只。
我们曾经花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乐此不疲地制造混淆，把这当作我们共同的勋章和最成功的长期恶作剧。
妈妈气急败坏的“弗雷德！乔治！你们这两个小混蛋！”曾是家里最常听见的背景音。
而现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恶作剧，以最残酷的方式落幕了。
代价是我的一半灵魂。
我还记得……
最后一眼，我看到他靠在破碎的墙壁边，脸上还残留着刚刚绽放的笑容，因为珀西那个难得的、不合时宜的笑话。
下一刻，咒语的光芒吞噬了他，笑容凝固，成了永恒。
世界在我耳边崩塌，比城堡的墙壁坍塌的声音更响。
我扑过去，摇晃他，喊他的名字，但他再也没有回应。
温暖从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身体里迅速流逝，留下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彻骨的寒冷。
那不是外界的寒冷，是从我身体内部，从心脏开始，向外冻结的冰。
“想象一下吧，如果我和乔治都死了，你想到从我们这儿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你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啊？”
当时只觉得是句重话，是为了让妈妈感到内疚的伎俩。
我们谁又会真正去想“死亡”？那太遥远了，远不如我们下一个要开发的玩笑产品重要。
我们笑着，闹着，把那个瞬间抛在脑后。
现在，这句话像一枚迟到的回旋镖，带着致命的精准，狠狠扎进我的心口。
弗雷德，你这个乌鸦嘴……我们之中，确实有一个死了。
而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指责，是那个笑话引发的、爽朗的大笑。
这是梅林的恩赐吗？让我记住的是他的笑声。
可这笑声，如今也成了最残忍的折磨，在每个寂静的夜里反复回响，提醒着我那戛然而止的快乐。
我们曾经是一个整体，“乔治和弗雷德”是一个完整的单词。
现在，这个单词被硬生生撕开，留下参差不齐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人们说我失去了一只耳朵，但我知道，我失去的远不止于此。
失去耳朵只是身体缺了一部分，失去弗雷德，是“我”这个概念被彻底摧毁了。
我走路时总觉得重心偏向一边，说话时总觉得该有另一个声音接上。
想到一个绝妙的笑话时，会下意识地转头，然后撞上一片虚无。
这种空，比任何物理上的疼痛都更难以忍受。
我的思绪飘回了更早的时候，一段现在想来恍如隔世的、闪着金光的记忆。
三强争霸赛，我们对着邓布利多的年龄线，喝下了那一瓶增龄剂，一起跳进年龄线。
那感觉古怪极了，骨头在拉伸，皮肤紧绷，仿佛有看不见的岁月之笔在我们脸上匆忙地刻画。
我看着弗雷德，看着他的红发里钻出几缕灰白，看着他光滑的脸上爬上细密的纹路。
他还是他，眼神里是我们共享的、恶作剧得逞的狡黠光芒，但那副模样，却是一个陌生的、年长的“弗雷德”。
“梅林的胡子！”他指着我的脸，大笑起来，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些。
“你看上去像被匈牙利树蜂踩过又扔进禁林里风干了一个月！”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回敬道，感受着自己脸上肌肉运动的陌生感。
我们互相嘲笑着对方那副“老态龙钟”的滑稽模样，笑得前仰后合。
直到年龄线把我们弹出来，变出长长的白胡子，我们笑得更厉害了。
那时，我们觉得“变老”是一件遥远而可笑的事情，是一件我们可以并肩面对、甚至能从中找到乐子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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