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毓朗时任虎神营统领，率部驻守东直门。他深知义和团“刀枪不入”是虚妄，力主“避战求和”，却被主战派斥为“汉奸”。城破那日，毓朗率亲兵与联军巷战，身上多处负伤，最终因寡不敌众撤退。看着火光冲天的北京城，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推行“新政”，毓朗被任命为步军统领，负责京城治安。他上任后，整顿警察队伍，设立巡警学堂，制定《治安章程》，甚至亲自夜间巡逻，打击盗匪。有次在胡同里抓到一伙小偷，他没有送官，而是问他们为何为盗，得知是因饥荒所迫，便让人给他们些粮食，劝他们“找份正经营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成立，毓朗调任民政部侍郎，后升任尚书。他在任期间，推动设立近代化的民政机构，改革户籍制度，创办慈善事业，甚至主持修建了北京城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看着电车在街道上缓缓行驶，百姓们欢呼雀跃，毓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四、家庭温情：王府内院的烟火人间
毓朗与正福晋伊尔根觉罗氏育有三子一女：长子恒耆、次子恒馞、三子恒锟，女儿恒慧。侧福晋颜扎氏为他生下四子恒鋆。虽是宗室王爷，毓朗却不似其他贵族那般严苛，对子女的教育更重“实用”与“品行”。
他为子女聘请的老师，既有教国学的老秀才，也有教西学的留学生。每日清晨，他会亲自检查孩子们的功课，若发现敷衍了事，便罚他们抄写《朱子家训》，说：“学问好坏是其次，做人的道理不能丢。”
长子恒耆性格沉稳，像极了伊尔根觉罗氏，毓朗便让他协助管理府中事务，学习理财。恒耆十五岁时，毓朗带他去户部实习，说：“钱要花在刀刃上，百姓的税银，一分都不能乱花。”
次子恒馞喜欢军事，毓朗便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临行前，他摸着儿子的头说：“去学真本事，但记住，你是中国人，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恒馞后来成了民国时期的陆军少将，始终铭记父亲的教诲。
三子恒锟体弱多病，毓朗便请了西医为他调理，还教他学画。恒锟的花鸟画颇有灵气，毓朗常把他的画作送给友人，骄傲地说：“我这儿子，虽不能驰骋沙场，却能以笔墨养心。”
女儿恒慧是毓朗的掌上明珠，他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将她许配给权贵，而是让她自己选择夫婿。恒慧后来嫁给了蒙古亲王那彦图的儿子，夫妻恩爱，毓朗常说：“女儿家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伊尔根觉罗氏去世后，毓朗未再续娶，只留侧福晋颜扎氏打理内院。颜扎氏性情温顺，将孩子们视如己出，毓朗常对她说：“辛苦你了，这个家，离不得你。”
每年除夕，毓朗都会带着全家人在祠堂祭祖，讲述肃亲王家族的历史，说：“祖宗的荣光，不是让我们炫耀的，是让我们时刻记得肩上的责任。”
五、宣统朝局：摄政王时代的肱骨之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即位，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毓朗因老成持重、熟悉政务，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载沣的重要助手。
此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革命党人频繁起事，地方督抚拥兵自重，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载沣年轻识浅，常向毓朗请教：“静兰（毓朗字静兰），你说这残局，该如何收拾？”毓朗总是回答：“稳住人心，整军经武，徐图改革。”
他力主重用年轻官员，提拔了一批留学归来的人才，说：“不能总靠咱们这些老骨头，得给朝廷注入新血。”他还建议载沣“收拢地方兵权，统一财政”，却因触动了袁世凯等地方势力的利益而未能推行。
宣统元年（1909年），毓朗兼任军谘大臣，参与编练新军。他制定了《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在保定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常去学校视察，对学生们说：“你们是大清的希望，要忠于国家，保卫百姓。”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廷乱作一团，载沣急召毓朗等大臣商议对策。毓朗力主起用袁世凯，说：“如今能调动北洋军的，只有袁世凯。先平叛，再图后事。”载沣虽不情愿，却也只能采纳。
然而，袁世凯复出后，一面镇压革命，一面逼迫清帝退位。毓朗看穿了他的野心，多次劝载沣：“袁世凯是奸雄，不可信！”可此时的清廷，早已无力回天。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颁布，毓朗在朝堂上听完诏书，老泪纵横，对着龙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六、民国岁月：从朝堂到江湖的落寞坚守
清帝退位后，毓朗辞去所有职务，回到肃亲王府，过起了隐居生活。昔日车水马龙的王府，渐渐冷清下来，只有几个老幕僚和家人陪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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