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北风卷着沙尘，把轧钢厂的烟囱都染成了土黄色。许大茂裹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缩在厂门口的墙角里，眼睛像鹰隼一样盯着进出的工人，尤其是那些穿着技术科制服的人。他手里捏着半截烟卷，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烫到手指才猛地甩掉，嘴里骂骂咧咧地吐出个烟圈。
“林建军……你等着……”他咬牙切齿地念叨着。自从上次诬告林建军被派出所警告后，他在街道学习班成了笑柄，连扫大街的老太太都敢指着他脊梁骨骂“诬告犯”。这口气咽不下去，尤其是听说林建军又在军工项目上立了功，连厂长都亲自给他端过茶，许大茂的眼睛都红得快滴血了。
最近厂里风言风语多了起来，说“上面要动真格的了”，还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许大茂从一个在“红卫兵筹备小组”打杂的远房亲戚那儿听来些新词儿——“阶级斗争”“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这些词像毒蛇一样钻进他心里，让他想出了个更毒的主意。
他要给林建军扣顶大帽子，一顶摘不掉的帽子。
这天傍晚，许大茂揣着张皱巴巴的纸，鬼鬼祟祟地溜进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灯亮着，几个穿中山装的人正围着桌子开会，烟雾缭绕的，墙上贴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
“同志！我要举报！”许大茂“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把纸高高举过头顶，声音抖得像筛糠，“轧钢厂的林建军，里通外国！跟苏联修正主义专家勾勾搭搭，出卖国家机密！”
屋里的人都停下了说话，齐刷刷地看向他。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接过纸看了看，眉头越皱越紧。纸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1963年苏联专家回访时，林建军单独和专家谈话半小时，还用俄语说悄悄话；他家里有苏联机床设计图，是专家偷偷给的；这次三线建设，他故意把不合格的零件装到军车上……”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男人把纸扔在桌上，声音冷得像冰。
“有！有！”许大茂连忙点头，“院里的人都能作证，他跟苏医生（苏岚）平时说话就阴阳怪气的，肯定是受了苏联影响！还有他儿子，天天玩什么‘齿轮模型’，那就是在传递情报！”
男人没说话，只是让旁边的干事把许大茂的话记下来，末了才说：“这事我们会调查，你回去等着，不许再到处散播。”
许大茂喜滋滋地回了四合院，觉得这次总算能把林建军拉下马了。他路过中院时，看见秦淮茹正蹲在地上给贾张氏擦身子，老太太的屎尿弄了一地，臭气熏天。许大茂故意咳嗽了两声，阴阳怪气地说：“秦姐，还伺候呢？等林建军倒了，看谁还能给你家送药。”
秦淮茹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却没像以前那样跟他吵，只是冷冷地说：“许大茂，做人要积点德。建军是好人，你别太过分。”
“好人？”许大茂嗤笑一声，“等他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看你还说不说他是好人！”他背着手，得意洋洋地回了西厢房，仿佛已经看到了林建军被批斗的场面。
阎埠贵躲在门后，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他赶紧回屋，在小本子上写下：“12月15日，许大茂向街道举报林建军‘里通外国’，言辞凿凿。咱家未参与，未听闻。”写完又觉得不妥，划掉重写：“许大茂言行疯癫，恐有祸事，咱家当闭户锁门，勿闻勿问。”
而此时的林建军，正在技术科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窗外的风越来越大，卷着沙尘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他刚把“导弹制导零件”的验收报告归档，就听见有人敲门，是保卫科的王科长，脸色凝重得像块铁。
“林主任，出事了。”王科长关上门，压低声音，“有人举报你……说你跟苏联专家有勾结，出卖军工机密。”
林建军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笔尖在纸上洇出个小黑点。他心里瞬间明白了——除了许大茂，没人会这么处心积虑地编瞎话。“我知道了。”他平静地说，“王科长，麻烦你把1963年苏联专家回访时的会议记录调出来，还有我当时提交的‘反驳报告’，都在保密档案室。”
王科长愣了愣：“你……你不紧张？”
“紧张解决不了问题。”林建军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这里面是我跟苏联专家辩论时的录音带，还有他们质疑‘球墨铸铁工艺’的原始文件，上面有双方的签字。另外，苏联机床设计图是系统奖励的，我当时就上交给厂党委了，有签收记录。”
王科长看着铁盒子里整齐码放的文件和录音带，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这就去汇报，你放心，组织不会冤枉好人。”
第二天一早，厂党委就成立了调查组。林建军把所有材料摊在会议桌上，从苏联专家的质疑信到自己的实验数据，从俄语辩论的翻译记录到设计图的上交签收单，一样样都清清楚楚，连专家当时说的“你们的工艺比我们预想的好”都有录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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