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的雨，淅淅沥沥下了整整三天。四合院的青石板路被泡得发胀，踩上去能溅起半寸高的泥水。中院的老槐树下积了一汪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像一块摔碎的镜子。
东厢房里，易中海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旧棉被。他的呼吸像破旧的风箱，每一次起伏都带着令人心悸的停顿，枯瘦的手搭在被子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窗外的雨声敲打着窗棂，把屋里的寂静衬得格外沉重。
这已经是他卧床的第三个月了。自从上次跟傻柱为赡养费闹翻，被林建军那句“该自己承担后果”怼得气血攻心，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咳嗽带血，浑身水肿，连下床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傻柱……柱子……”他用尽力气喊着，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空荡荡的屋里没有回音，只有雨声在应和。他知道傻柱不会来——那个被他算计了大半辈子、指望用来养老送终的徒弟，早就搬离了四合院，在汽修厂当学徒，听说上个月还娶了个带孩子的寡妇，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冷风夹着雨丝灌进来，吹得易中海打了个寒颤。阎埠贵背着个药箱走进来，手里拿着包草药，算盘在胳膊底下晃悠。“老易，该喝药了。”他把药包放在桌上，眼神在屋里扫了一圈——桌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里面剩着小半碗没喝完的稀粥，已经结了层皮。
易中海眨了眨眼，算是回应。这三个月，多亏了阎埠贵偶尔来送药，虽然每次都会念叨着“亲兄弟明算账”，把药钱记在小本子上，但总比没人管强。他想开口说句谢谢，喉咙里却像堵着棉花，只能发出“嗬嗬”的声响。
阎埠贵把草药倒进锅里，在煤炉上熬着，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院里的事：“贾家那老婆子瘫得更厉害了，秦淮茹天天去郊外挖野菜，瘦得像根柴火棍……许大茂前两天被派出所抓了，说是又在外面造谣，幸好没牵扯到咱们院……”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用铅笔头在上面划着：“这是这个月的药钱，一共七毛五，记上了啊，等你好了再还。”其实他心里清楚，易中海怕是好不了了，这笔账多半要成坏账，但记账的规矩不能破——这是他活了大半辈子的信条。
药熬好了，阎埠贵倒在碗里，吹了吹，端到炕边：“来，趁热喝了。”他想扶易中海起来，刚一碰，老人的身体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嘴角溢出了点血丝。
“唉。”阎埠贵叹了口气，把碗放在一边，“你说你图啥呢？一辈子算计，临了落得这么个下场。”他这话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易中海听，“要是当初别总想着算计傻柱那点养老钱，跟林建军处好关系，现在也不至于……”
易中海的眼睛动了动，浑浊的眼珠里闪过一丝悔意。他想起林建军刚搬来时，自己还想拿捏这个“年轻人”，后来见他技术厉害、为人强硬，又想拉拢他给自己养老，被人家不软不硬地拒了。要是那时候能放下身段，或许……或许现在能有人端碗热汤？
雨下得更大了，院门外传来秦淮茹的声音，带着哭腔：“三大爷！您在家吗？贾大妈她……她又发烧了……”
阎埠贵应了一声，对易中海说：“我去看看，你自己先歇着，药凉了记得热一热。”他拿起药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易中海已经闭上了眼睛，胸口起伏得更微弱了。
秦淮茹站在雨里，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怀里抱着个破布包，里面是刚挖的野菜。“三大爷，您给看看吧，老太太烧得直说胡话。”她的声音抖得厉害，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阎埠贵皱眉：“我哪会看这个？上次给你的草药呢？”
“喝完了……”秦淮茹咬着嘴唇，“我实在没钱买了，您能不能……”
“我可没钱。”阎埠贵打断她，算盘打得噼啪响，“我给老易买药都快赊账了，你还是去街道问问吧。”他绕过秦淮茹，快步往中院走，心里盘算着得赶紧把易中海的药钱要回来，不然真成死账了。
天黑透的时候，雨终于小了点。傻柱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回四合院，车后座上绑着个点心匣子——今天是他新婚妻子的生日，他特意回老院拿点东西。刚进中院，就看见阎埠贵站在东厢房门口，脸色凝重。
“三大爷，咋了？”傻柱跳下车，心里咯噔一下。
阎埠贵指了指屋里：“你自己进去看看吧，老易他……怕是不行了。”
傻柱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药味和霉味扑面而来。屋里没点灯，借着窗外的微光，他看见易中海躺在炕上，一动不动。他走过去，伸手探了探老人的鼻息，指尖冰凉——已经没气了。
“师父……”傻柱的声音哽咽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小看着他长大、教他手艺的师父，就算后来闹翻了，心里总还有份情分。他想起小时候，易中海总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偷偷塞给他，想起自己结婚时，老人偷偷塞给他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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