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举起账本：“这些数字，是殖民，还是解放？”
工棚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跺脚声、口哨声。但掌声中，有几个人没有动。他们是《经济学人》采访过的那十七个工匠中的几个，此刻脸色复杂。
一个年轻的陶匠站起来，他叫萨米，二十五岁，是基贝拉少数上过技术学校的人。
“鲁老板，数字是好的。”萨米的声音有些颤抖，“但《经济学人》说的有些话......是真的。用户协议我看不懂，全是法律英语。佣金5%，比M-Pesa的转账费高十倍。还有我们的视频——你确实用来训练AI了，对吧？未来如果AI能自动设计，我们怎么办？”
所有目光聚焦在鲁智深身上。
“问得好。”鲁智深点头，“第一个问题：用户协议。从今天起，所有协议会有斯瓦希里语、基库尤语、卢奥语版本。看不懂的条款，可以请合作社的法律顾问解释——我们正在聘请一位肯尼亚本地的公益律师。”
“第二个问题：佣金。目前5%的费率，包含平台维护、跨国支付手续费、纠纷仲裁、以及......工匠意外保险。”鲁智深示意小王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一份保险单，“每个在平台注册并通过认证的工匠，都自动获得一份意外伤害险。上个月，马赛族的编织工玛莎在取材料时摔伤腿，医疗费两千美元，保险公司已经赔付。这事很多人不知道，因为玛莎不让说，她觉得丢人。”
人群发出惊呼。玛莎大妈红着脸站起来，撩起裙角，露出还打着石膏的小腿。她用马赛语说了几句，翻译道：“她说，要不是这笔赔付款，她得卖光所有牲口才能治腿。现在她还能继续织。”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AI会不会取代我们？”鲁智深走到萨米面前，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我给你看个东西。”
小王切换屏幕，播放一段视频。那是手势翻译AI的内部测试画面：AI试图根据埃塞俄比亚女人的编筐视频，自动生成一个篮子设计。生成的3D模型很标准，纹路对称，结构合理。但就在模型即将完成时，AI卡住了——它无法生成收边处那个独特的家族图腾，因为那个女人每次收边都有细微变化，那是她二十年来心情、天气、甚至当天听到的歌谣在手指上的映射。
“AI能学会‘技术’。”鲁智深暂停视频，“但学不会‘手艺’。技术是‘怎么做’，手艺是‘为什么这样做’、‘为谁这样做’、‘在什么样的日子里这样做’。基鲁鲁大叔雕门时，会想起他父亲握着他手的感觉。埃塞俄比亚大姐编筐时，会哼她母亲教她的歌。这些，AI永远学不会。”
他转向所有人：“《经济学人》担心我们失去传统。但我想说，传统不是放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死物。传统是活着的，是会呼吸的。当基鲁鲁大叔的门卖到阿姆斯特丹，买主问图腾的含义，大叔让小约瑟夫用英语解释——这不是传统的消亡，是传统的远行。当埃塞俄比亚大姐的编法被越南匠人学会改良，这不是文化的稀释，是文化的对话。”
萨米慢慢坐下，眼神依然困惑，但敌意消退了。
“但《经济学人》是国际大媒体。”一个老工匠担忧地说，“他们这样写，会不会没有客户敢买我们的东西了？”
鲁智深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梁山好汉面对官府围剿时的野性。
“那我们就写回去。”
当晚，工作站灯火通明。
鲁智深没有请公关公司，没有雇写手。他邀请了五个人：内罗毕大学经济学教授恩乔罗格，非洲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阿迪萨，独立学者、女权作家万吉鲁，以及——卡洛斯和基鲁鲁。
“我们要写一篇回应文章。”鲁智深在白板上写标题，“但不是辩护文，是宣言。用数据，用故事，用非洲人自己的声音，告诉世界：什么是真正的赋能，什么是真正的剥削。”
恩乔罗格教授推了推眼镜：“《经济学人》的数据是片面的。他们只采访了不满的工匠，却忽略了整体收入提升的数据。我们需要系统的统计。”
“我们有。”小王调出后台数据仪表盘，“过去三个月，平台注册工匠平均收入提升420%。最显着的是女性工匠，提升570%——因为她们之前被市场排斥得最严重。”
万吉鲁女士眼睛一亮：“这个数据很有力量。传统手工艺市场被男性主导，女性即使手艺更好，也难获得公平报价。平台匿名交易机制打破了性别偏见。”
阿迪萨主任提出关键一点：“但《经济学人》关于数据使用的质疑是合理的。工匠上传的视频，确实用于训练AI。我们需要明确的知情同意和利益共享机制。”
鲁智深点头：“从今天起，所有用于训练的数据，工匠可以选择‘开放共享’或‘保留版权’。选择开放共享的，根据数据使用量，每年获得平台利润分成。选择保留版权的，平台使用时需额外付费。而且——”他强调，“所有AI生成的设计，如果基于某位工匠的数据，该工匠拥有首拒权和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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