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田这个名字，像田埂上最不起眼的狗尾巴草，风吹过，连个弯都不打。
儿子马小军高考放榜那天，马有田蹲在自家土屋门槛上，指间的旱烟烧出长长一截灰，忘了弹。邮递员那辆绿皮自行车叮铃铃的声音，像根针，扎破了他胸腔里那团憋了半辈子的浊气。他抖着手接过那个薄薄的大信封，牛皮纸的质感有些粗糙，却烫得他心口发慌。
屋里，老婆还在炕上躺着，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翻个身都带着抽气声。马有田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回里屋，借着窗棂透进来的、最后一点昏黄的天光，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印着“华北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硬纸片，对折，再对折，又对折。硬挺的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每一声都敲在他心尖上。他把它塞进那件洗得发白、领口袖口都磨出了毛边的中山装内兜里。那内兜，是他自己用粗针大线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爬行的蚯蚓。里面除了通知书，还躺着厚厚一沓钱，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六千块。那是他和老婆起早贪黑，喂了整整三年，两头肥猪的卖身钱。手指隔着粗糙的布料，能摸到钞票边缘的棱角，硬硬的，带着猪圈特有的、混合着饲料和泥土的腥臊气。
炕上，老婆又翻了个身，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呻吟。马有田立刻像被点了穴，僵在原地，连呼吸都放轻了，直到那熟悉的、带着疲惫的鼾声再次响起，他才松了口气，继续收拾那个磨损得看不出原色的帆布行李袋。几件同样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卷成一团塞进去。
天还黑得像泼了墨，灶膛里的火苗舔着漆黑的锅底，铝壶里的水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泡，水汽顶得壶盖噗噗作响。马有田把煮好的五个鸡蛋，小心地装进一个薄薄的白色塑料袋里，袋口打了个死结。他踮起脚，伸手在油腻的橱柜顶上摸索，摸到一个冰凉的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两板白色的药片——止痛片。去年在邻县砖厂搬砖，落下个关节炎的毛病，一变天，膝盖里就像有无数根针在扎。
“爹？”里屋传来儿子带着睡意的声音，有点哑。
马有田手一抖，一个鸡蛋从袋口滑落，“啪”地一声磕在桌角，蛋壳裂开细纹。他慌忙把行李袋往身后藏。
十八岁的马小军揉着眼睛站在门口，身上还套着高中校服，蓝色的裤子明显短了一截，露出两截瘦削的、骨节分明的脚踝，在昏暗的光线下白得有些晃眼。
“天还早，再睡会儿。”马有田的声音有点发紧，目光躲闪着儿子的视线。
马小军却没动，他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把一个小盒子塞进马有田中山装的口袋里。马有田掏出来一看，是一盒还没拆封的膏药，绿色的包装盒上印着几个清晰的黑体字：“专治关节疼痛”。
“同学他爸是县医院大夫。”马小军的声音闷闷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别扭，眼睛看着地上，“你……别太省。”
马有田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了一下，像吞下了一块滚烫的烙铁。儿子什么时候比他高了半个头了？去年这时候，这小子还只会躲在他背后，眼巴巴地瞅着供销社玻璃柜里的水果糖流口水。院子里那只芦花大公鸡，扯着嗓子发出一声嘹亮的打鸣，撕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马有田猛地拎起行李袋，逃也似的往外走，脊背挺得笔直，却始终不敢回头看一眼。
宏盛建筑工地的探照灯，亮得如同白昼，将钢筋水泥的丛林照得一片惨白，没有一丝阴影可以躲藏。马有田蹲在一堆冰冷的、散发着铁锈味的螺纹钢旁，手里捏着半个冷硬的馒头，就着铝壶里倒出来的、带着漂白粉味的凉水往下咽。馒头渣刮得喉咙生疼。他头上那顶黄色的安全帽里，垫着一本卷了边的练习本——那是儿子马小军高中时用剩下的。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物理符号，字迹工整清秀。但在那些公式符号的间隙里，却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画着不少卡通小人，有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有开飞机的舒克……那是属于少年人课堂走神的秘密。
“老马！B区缺人手！麻溜的！”工头王金发那破锣嗓子，混杂着混凝土搅拌车巨大的轰鸣声，像鞭子一样抽过来。
马有田赶紧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灌了口水，胡乱抹了把嘴，小跑着过去。右膝盖在迈步时“咔”地发出一声轻响，像生锈的门轴转动。他皱了皱眉，没停步。
B区正在浇筑楼板，二十多个工人排成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龙，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一桶桶粘稠、沉重的水泥浆，从搅拌车口传到十几米外的浇筑点。汗水和水泥灰糊在每个人脸上，只露出一双双疲惫的眼睛。马有田接替的位置，正对着风口。夜风带着深秋的寒意，卷起地上的尘土和水泥粉末，无情地往他敞开的领口里灌，钻进衣服，粘在汗湿的皮肤上，又冷又痒。
“马叔，您歇会儿，我来！”身后传来小四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川音。这孩子才十七，瘦得像根没长开的豆芽菜，安全帽戴在他头上晃晃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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