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的秋天，暮色像被泼了浓墨的宣纸，从村头的柿子树开始，一路浸染到山梁尽头。李建军缩在供销社昏暗的柜台前，怀里揣着用三块蓝布手帕包着的鸡蛋，掌心的汗把帕子浸出深色的印子。这是他攒了三个月的鸡蛋 —— 每天天不亮就蹲在鸡窝旁，等老母鸡 “咯咯哒” 叫完，再小心翼翼把带着体温的鸡蛋收进瓦罐。为了防止鸡蛋磕破，他还特意在瓦罐底垫了从棉袄内衬撕下的棉花。
“换本带锁的笔记本。” 他把鸡蛋轻轻放在柜台上，十二个鸡蛋在玻璃柜台里泛着温润的光，和货架上蒙着灰的铁皮文具盒、缺角的练习本形成刺眼对比。
售货员嗑着瓜子斜睨他：“这鸡蛋有虫眼呢，顶多换这本。” 说着甩出一本暗红绒面的笔记本，锁扣上的铜绿蹭在他袖口，像块洗不掉的锈迹。建军拿起本子时，还闻到纸张边缘残留着淡淡的油墨与樟脑混合的气味，那是供销社仓库特有的味道。
建军抱着本子跑回家时，夕阳正把黄土坡染成血色。他躲进窑洞最深处，从墙缝里抠出半截铅笔头。窑洞里潮乎乎的，混着牛粪和霉味，可当他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油墨清香瞬间驱散了所有异味。锁孔里还卡着根售货员的头发丝，他用指甲小心挑出来，突然觉得这道缝隙通往另一个世界。手指抚过纸张时，能感受到细微的纤维纹路，像极了父亲手掌上的老茧。
报纸上 “打倒四人帮五周年” 的标题还带着油墨香，他把报纸轻轻撕开，将笔记本夹在夹层里。铅笔尖悬在纸面迟迟不敢落下，直到听见母亲在院外喊 “建军，去打猪草”，才猛地落笔。“我要去深圳，像钢筋一样站着，不像黄土一样趴着。” 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努力模仿报纸上的宋体字，横平竖直的笔画里藏着咬牙切齿的狠劲。墨迹穿透纸背，在炕席上洇出深色印记，和父亲咳嗽时溅在墙上的血点遥相呼应。
往后每天夜里，他都等全家人睡熟后，摸黑开锁。铜锁发出的 “咔嗒” 声像心跳，窑洞里煤油灯的光晕里，他用烧火棍在灰堆里演算物理题，在本子上抄写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深圳新闻。有次弟弟建民说梦话伸手乱抓，差点碰到藏在枕下的笔记本，他惊出一身冷汗，从此把本子塞进墙缝，又用泥巴糊了层伪装。每次写完，他都会用父亲的旧中山装袖子仔细抚平纸页，仿佛在呵护易碎的梦。
村头的老槐树下，是伙伴们难得的聚集地。树皮上还留着去年饥荒时被啃食的痕迹，此刻却成了年轻人短暂逃离现实的角落。李建军抱着那本藏在怀里的日记本，听着大家谈论未来，心里五味杂陈。 他的布鞋鞋头已经磨得发白，裤脚还沾着早上耕地时的泥点。
“建军，你还真信收音机里说的深圳？” 发小大柱蹲在地上，用树枝划拉着土，指甲缝里嵌满黑泥，“我爹说了，外面的世界乱得很，哪有咱们村里踏实，至少饿不着肚子。” 他边说边往嘴里塞了颗干瘪的炒豆子，咀嚼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就是，” 二丫编着手里的草绳，头也不抬，发梢还别着过年时剩下的褪色头绳，“我娘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对方家里有两头牛，嫁过去能吃饱饭，女人这辈子不就图个安稳？” 她说话时，眼睛盯着草绳，仿佛那就是她注定的人生轨迹。
李建军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摸了摸胸口的日记本，那里藏着他的梦想，可在伙伴们眼里，或许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注意到大柱脚上的草鞋补丁摞补丁，二丫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突然意识到大家困在贫困里太久，早已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这时，一直沉默的石头突然开口：“我表哥去深圳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激起阵阵涟漪。石头攥着表哥来信的信封，边缘已经被手指摩挲得起毛，“听说是去建筑工地，刚开始住的是工棚，吃的是糙米饭，可上个月来信说，他学会了开塔吊，工资比在村里干一年还多！” 他说到 “塔吊” 时，眼睛亮得惊人，仿佛那钢铁巨兽就在眼前。
李建军的心猛地一跳，他凑近石头，急切地问：“那…… 那他在那边过得好吗？”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老槐树粗糙的树皮。
石头点点头：“好着呢！信里说，深圳到处都是高楼，晚上的灯光把天都照亮了，还能看见小汽车在路上跑！” 他边说边用手在空中比划，“表哥还说，那边的人说话带着奇怪的腔调，穿的衣服花花绿绿，和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
这番话让李建军热血沸腾，深圳不再只是收音机里的一个名字，而是真实存在的充满希望的地方。 他想起日记本上的誓言，此刻更加坚定了要去深圳的决心。看着伙伴们黯淡的眼神，他突然明白，自己不能像他们一样，被土地和贫穷永远困住。
寒露那天，王老虎家新盖的砖瓦房上梁，鞭炮声震得他家土坯墙簌簌掉灰。建军攥着笔记本跑到后山，在杂草丛生的祖坟前跪下。枯黄的狗尾巴草扫过脸颊，像无数只嘲讽的手。他重重磕下头，冻土硌得额头生疼，再抬头时，血珠滴在翻开的笔记本上，和 “深圳” 两个字融成暗红的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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