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谭家大院的房顶新装的青瓦在稀薄的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守在院子外的清音转身准备离开时，余光扫过庭院角落那辆不起眼的皮卡。
车头对着院墙，像一头蛰伏的野兽。清音的目光在那辆车上停留了片刻——车没熄火，引擎以几乎听不见的怠速运转着，排气管偶尔吐出几缕几乎看不见的白烟，融进夜雾里。车牌是外地的，数字在昏暗中模糊不清。
清音微微蹙眉。以她习武多年的直觉，能感觉到车内有两道气息，一深一浅，都在刻意压抑着。后座的人似乎在摆弄什么东西，动作小心而熟练。但她并未多想——1992年的清音，刚十八岁，习武十三年，对江湖险恶有所了解，却对现代监听技术一无所知。在她的认知里，危险的信号是杀气、是刀光、是拳风，而不是一辆停在院外的皮卡。
毕竟，谭家大院现在除了谭笑七，已无妇孺常住。以七哥的身手和警觉，寻常危险奈何不了他。
想到这里，清音紧了紧身上的练功服，迈开轻盈的步伐向金牛岭方向走去。她没注意皮卡后座的车窗被摇下了一指宽的缝隙，一根细长的黑色天线伸出来，颤巍巍地指向谭笑七卧室的方向，线身涂着哑光黑漆，在夜色中几乎隐形。驾驶座上的人屏住呼吸，手指轻轻调整着天线末端的拾音器角度。后座的人则将一台索尼TC-D5M专业录音机放在腿上，机器侧面连接着复杂的线缆，红色录音指示灯在黑暗中幽幽闪烁。
车内空间异常狭窄，尤其是后座。抱录音机的人不得不侧身坐着，膝盖几乎顶到前座椅背。他小心地调整着录音电平旋钮，覆盖式耳机紧紧贴着耳朵，将外界一切声音隔绝，只留下从拾音器传来的、经过放大的卧室动静。
司机点燃了今晚的第七支烟。他摇下车窗一条缝，小心不让烟雾飘出太多。烟头的红点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映照着他疲惫的脸。他已经四十七岁，干这一行二十年，监听过无数人——政客、商人、情人、仇敌。但像今晚这样漫长而密集的“私人活动”，还是头一遭。
后座的同伙状态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叫老陈，四十三岁，是钱景尧手下技术最好的监听员之一。此刻，他抱着价值不菲的录音设备，心里却在计算着磁带还剩多少。五小时的录音，已经用掉了四盘TDK SA-X90高级磁带，这玩意儿可不便宜，钱老虽然不缺钱，但报销时总会问东问西。
“至少要录到有用的对话。”老陈心想。钱乐欣小姐的指令很明确：只要知道谭笑七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这位钱家大小姐对谭笑七的执念，已经超出了寻常的恩怨。
耳机里传来有节奏的轻响，老陈面无表情地调整着录音电平。他已经学会了在这种工作中抽离自己，把听到的一切都当作数据、情报、任务目标。但今晚不同，五个小时的持续监听让他罕见地感到了某种精神上的疲惫，不是困倦，而是一种被强行拉入他人私密空间的窒息感。
司机老吴再次摘下耳机，这次他忍不住低声咒骂：“他妈的...没完了这是。”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监听需要的高度集中已经让他头痛欲裂。相比之下，卧室里那位倒是精力充沛，尽情享受。
“我们是花钱雇来听床的？”老吴自嘲地想。二十年前入行时，他以为自己是做情报工作的，监听的是敌特分子、是重大交易、是能动摇局势的秘密。如今却在这深宅大院外，像个偷窥狂一样记录别人的床笫之事。
但他知道抱怨无用。钱家给的报酬丰厚，足够他供养儿子上大学，给妻子看病。更何况，这次是钱乐欣小姐直接下的命令。那位大小姐自从回到北京后，整个人都变得阴郁偏执。老吴见过她一次，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火焰，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念。
“我要知道他的一切。”钱乐欣当时说，声音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尤其是女人。每一个细节。”
老吴不知道谭笑七和钱乐欣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卧室的动静终于开始减弱。老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他调整设备，确保不会错过任何可能有价值的对话。钱乐欣特别交代过，要听他们事后的谈话，人在那种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惕，最容易说出秘密。
钱乐欣的执念令她的判断略显偏颇。她以为，即便在施工期间，谭笑七也只会使用通道上方那一处住所。她曾亲身走过那条通道，足足八十米长，因此推测上方庭院的面积应当十分广阔。于是，她只安排了夜间监听——白天她自觉无能为力。在她看来，谭笑七的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既然调查显示智恒通公司在22号大楼办公，那么他若有心私会女人，便只可能在夜晚的谭家大院里进行。
钱景尧不知道女儿究竟怎么了。她非要弄清楚，在自己离开那条黑暗的地下通道、返回北京之后，那个毁了她的男人要过多久才会与下一个女人相会。她安排的人不仅要“听床”，还得继续查明对方身份：究竟是谭笑七已经收纳的八个女人之一，还是新添的第十位。自从得知自己是这男人的第九个女人，这些天她心底总不由自主地冒出“小九”这个自称。是的，她常常暗自低语：“小九啊，不知道在你之后，那家伙是收敛了，还是会给你添上小十、小十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