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日军遗尸遍野，恶臭熏天：从镜山、泗溪、棠浦到官桥，沿途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
由于华夏军队追击迅猛，日军根本来不及收殓尸体，只能任由其曝尸荒野，不计其数的日军尸体在赣北初春的天气里迅速腐烂，方圆数里都能闻到刺鼻的尸臭味。
而为了逃命，日军丢弃了所有的重装备。
完好的山炮、野炮，沉重的重机枪，宝贵的电台、观测器材，被像垃圾一样随意丢弃。
马车、汽车被焚毁，残骸冒着黑烟。
日军昔日所倚仗的装备优势，此刻却成了逃命的累赘和华夏军队辉煌的战利品。
用溃不成军，军威扫地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由于此刻日军的建制已经被完全打乱，日军士兵们三五成群，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开始漫山遍野地狼狈逃窜。
他们丢掉了一切，许多小鬼子在绝望中自杀或因伤病恐惧倒毙在路旁。
在上官圩到官桥的核心包围圈中，怎一个惨字所能概括的。“坟场”二字真正的照进了现实。
尽管后期第33师团在园部和一郎的疯狂催促下，象征性地派出部队向南接应。同时，日军也出动了大量的航空兵掩护其残部突围，但为时已晚。
第34师团已经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此役，日军承认伤亡超过1.5万人（华夏方面战报称歼敌约2.4万）
上高大捷，是情报、指挥、士气与血性共同铸就的辉煌大胜。
它不仅仅是一场战术层面的胜利，更是一次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
此役，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歼灭我第九战区主力、巩固赣北的春季攻势，迫使日军在华中战场转入了一段时期的战略守势。
当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各大报刊头版头条争相报道。
“上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向全世界证明了华夏军队完全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其政治意义与精神激励，丝毫不亚于此战大胜的军事价值。
此战的惨败，在日本第11军内部乃至整个华中派遣军高层都引发了强烈“地震”和激烈的互相指责。
首先被推上问责席的，是此战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因在此战中指挥严重失误，对各师团协调不力，尤其是导致精锐的第34师团遭受“天长节（日本裕仁那小子的生日）的惨败”（日军内部讥讽语）在战后不久即被免去职务，转入预备役，其军事生涯黯然终结。
这使得他的继任者阿南惟几，上任后也倍感压力山大。
而作为此役的核心、损失最为惨重的第34师团，其师团长大贺茂中将虽然侥幸率残部突围成功，未被华夏军队最终俘虏，但也因此战，让他和整个第34师团颜面扫地。
第34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少将阵亡，多个联队建制被完全打残，兵员、装备损失极为惨重，在之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未能恢复元气，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单独承担主要进攻任务。
大贺茂本人虽未立即被撤职，但其军事能力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其在军中的威望也一落千丈。
而负责南路迂回作战的池田直三少将及其独立混成第20旅团，也同样损失惨重。
该旅团在强行北上接应第34师团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华夏军队的阻击和侧击，伤亡超过三分之一，重武器丢弃无数，其所谓的“精锐”之名也大打折扣。
池田直三少将虽未像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那样被立即解职，但其指挥能力也受到诟病，此战也成为了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北路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的命运。
他的第33师团在此战中损失最小，但其“出工不出力”，甚至在关键时刻提前脱离战场，间接导致第34师团陷入重围的行为，引发了友军的极大愤慨和军部高层的严厉斥责。
尽管他最终仍按原计划调往华北战场，但其“畏战”、“避战”的恶名已在华中派遣军内部传开。
这严重影响了他后续的晋升和发展，被普遍视为一个在关键时刻缺乏担当的指挥官。
对于华夏军队而言，上高会战的最大亮点，无疑是第74军的辉煌胜利。
此役，第74军在军长王要武的卓越指挥下，硬生生顶住了日军王牌师团的疯狂进攻，为合围歼敌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74军将士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伤亡，但其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战场内外的公认。
经此一役，第74军“抗日铁军”的威名响彻华夏大地，从而真正跻身于国府军最顶尖的王牌主力的行列（已同顾家生的第五军，杜聿民的新一军一样）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倾斜和装备优先补充权。
而王要武本人也凭借此战，其“善守能攻”的名将形象也更加的深入人心，其地位急剧上升，深受最高统帅部信赖，为其日后执掌更多兵权、担任更重要的集团军司令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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